目前廣州各區公開的“三公”賬本中，明確列出公務接待費的鎮街，共有92個，接近全市鎮街總數的6成。其中3個街鎮公務接待費超過百萬元，三者之和與香港特區政府招待費總額旗鼓相當。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在世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每年公務接待費用不過區區500多萬元，實在讓許多內地人覺得不可思議；廣州那3個并不富裕和仍然貧窮的鎮街，經濟總量與香港有天壤之別，公務接待費用卻與之比肩，實在令人咂舌！
    但是，這并非嚴重或“極致”對比，假如莫名驚詫不止，未免有些少見多怪。在南方其他城市和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不敢說全部，應該有為數不少街鎮和政府部門每年公務接待費用接近甚至突破千萬元。據一位知情人士講，他原工作某市直單位有員工1000人左右，每年公款吃喝費用人均1萬元。如此一個鎮街或單位，一年公款吃喝消耗豈不抵兩個港府？廣州3個鎮街與之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
    內地基層政府以及政府派出機構（街道辦事處），每年公務接待費用就居高不下，可想而知其他各級政府公務接待費用也低不到哪里去，足見“官員屁股底下坐一棟樓，一頓飯吃一頭牛”所言不虛。實事求是說，政府公務接待費用數量驚人，并非全部都用于公務上。首先，“舌尖上的消費”，有幾種不同類型：一則確實屬于公務接待產生的公款吃喝；二則兄弟單位或不同行業單位之間有事無事的相互請吃與吃請；三則單位內部干部、員工自己請自己吃。其次，某些人借公務接待名義報銷“私務接待消費”，比如單位頭頭腦腦向上級或者與之有利害關系者送禮、購買其他商品卻拿餐票走賬等等。
    港府公務吃喝非常節儉吝嗇，內地政府連街鎮都奢侈鋪張，真讓人無法淡定。二者之所以反差巨大，恐怕根源癥結在于財務制度的差異。港府公務接待費用預算編制細微（更換燈泡費用都要列出）、審查較真（年度預算須接受立法會數千條問題質詢和反復討論審核）、監督森嚴（廉政公署為查證貪腐案“臥底”體驗公務消費情況）。憑借制度鐵律，香港廉政成為社會風氣。相比之下，內地不僅有著“吃喝不犯死罪”的輿論氛圍，治理公款吃喝更存在嚴重制度缺陷：政府預算粗獷且有較大彈性，預算方案往往由單位幾個負責人輕易表決通過，沒有外部監督。從公務接待來看，相比香港的透明嚴控，內地遠未實現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夢想。
    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就要將財政資金更多用于民生事業，就必須遏制“三公消費”，降低奢華的行政成本。港府招待費是一面鏡子，將內地公務接待等公款消費徹底降下來，“中國夢”落地生根才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