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市場的改革應以發揮債券市場功能，實現企業資金融通為最終目的。
債券市場改革不應為了統一而統一，為了改革債券市場而改革債券市場。任何有助于市場有效需求滿足，有助于市場效率提高的管理和交易方式，都可允許存在并相互競爭。應積極引入市場機制，推動市場發展，在發展的前提下推動市場化，通過市場化來提高產品、投資和清結算的效率，推動市場的實質性統一。
不論是監管的競爭，還是不同市場之間的競爭，都應基于效率的市場化競爭。僅僅從部門利益出發，采取行政性手段人為區分市場，畫地為牢都不利于市場的發展，不利于債券市場功能的發揮。應充分關注市場的開放性、規范性和高效性，提升市場的活力。應允許發行人與投資者自由選擇發行和交易市場，并逐步形成相對統一的發行和交易程序，將競爭的領域引向規則和服務質量的競爭。
推動后臺服務機構的治理改革，實現使用者和所有者的統一，利用內部治理的力量，推動基于市場效率提高的后臺服務競爭。適度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展，通過發行人和投資者在境內外兩地市場的選擇，給內地市場的發展（發行、監管和交易效率）提供足夠的外部壓力�！�
目前債市代持風波只是因操作不當內控不嚴引發的個性化案件，還是折射出債券市場制度設計缺陷反映的根上系列問題？對此，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張承惠。
上海證券報：耐人尋味的是，債券“代持”風波是由審計署的一篇文章引發的。國家審計署在去年12月刊發了一篇對于銀行間債市丙類賬戶監管的論文，其中認為代持行為屢禁不止，部分金融機構以此逃避監管，造成內幕交易時有發生、利益輸送易發等，也造成債市違約率不斷增長。這說明什么？
張承惠：與國際經驗中通常的統一監管模式不同，我國債券市場存在多個不同的監管機構，形成“五龍治水”的各自為政局面。
從發行環節看，目前我國對發債主體按照是否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是否為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的劃分來分頭監管，債券發行涉及審批部門較多。在債券一級市場上，共有財政部、人民銀行、證監會、發改委和銀監會等五個監管機構承擔著不同債券產品的發行監管。在二級市場監管方面，人民銀行和證監會分別負責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監管。
按照國際慣例，債券交易需要場外和場內市場的協調發展。我國債券市場同樣包括場外市場和場內市場兩個部分，基本格局是以場外交易（銀行間市場）為主、場內交易（交易所市場）為輔，兩個市場分別由不同的機構監管。
上述矛盾相糾葛，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包括：現行監管分割加劇了債券市場在發行、交易、托管結算等關鍵環節的不必要分割，降低了場內和場外債券市場的運行效率；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存在不系統、不協調等問題；監管分割格局下一些關鍵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從而影響了場內和場外兩個市場互聯互通的實現。
從更深角度看，我國債券市場發展面臨的問題集中表現為債券市場分割嚴重，既存在監管不統一，也存在中央托管結算基礎設施的不統一。這種不統一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債券市場發展，也會削弱市場效率。債券市場要洗心革面，必須從源頭從新梳理。
上海證券報：監管分割格局下除了監管出現真空外，還會有哪些現實弊端？
張承惠：我國現在有場內場外兩個市場，由于監管分割，使得一些關鍵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從而影響了場內和場外兩個市場互聯互通的實現。
具體表現是2007年以后出臺了不少措施推動場內和場外市場的互聯互通，然而目前為止效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在監管的行政分割下，由于缺乏頂層設計和長遠統一規劃，囿于部門利益，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從而影響了場內和場外兩個市場的協調發展。
上海證券報：就目前情況看，我國債券市場屬于發展的哪個階段？如何才能使債券市場更健康地發展？
張承惠：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債券市場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從已經取得的成績看，債券市場規模排名位居全球第三位，亞洲第二位。
1997年銀行間債券市場成立后，我國債券市場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占據絕對主導優勢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例，從1997年到2012年，年度發行面額從不到3000億躍升為7萬億，增長近25倍；從2002年到2011年，債券托管面額從2.8萬億躍升為21.4萬億，增長近8倍。2012年，全國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85751.34億元，年末總托管量達到25.96萬億元。
近年來，隨著債券市場產品創新力度的加大，券種的進一步豐富，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逐漸顯現出來，各類企業通過債券市場的凈融資規模已經超過股票市場。2012年全年信用類債券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共發行了3.79萬億元，遠超過了政府債券的1.61萬億。銀行間債券市場企業凈融資額約為2萬億元，超過4470.6億元的股市凈融資。截至2012年末，我國企業債市場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達到14.3%，成為僅次于銀行貸款的社會資金供應渠道，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同時，我國債券市場投資者數量快速增長，類型進一步豐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投資者數量由1999年的298家增加到2012年的12431家，十五年間增長了42倍。在2011年末參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中，金融類機構的投資者（含商業銀行、信用社、基金、證券公司、保險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為5944家，占總投資者數量的47.82%。非金融類投資者（具體指企業）達到6375家，占總投資者數量的51.28%。
然而，受到發展階段所限，我國債券市場存在很多發展不足的問題。以世界份額、債券市場深度等指標衡量，債券市場規模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1996年我國人民幣債券市場余額只有620億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為0.2%；到2011年9月底，我國人民幣債券市場余額為32470億美元，占全球的份額為4.8%。雖然市場迅速壯大，但債券市場規模只有排名第一的美國的12%；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26%。相比之下，2011年底我國GDP總量占全球的比重超過10%，占美國的比重為48%，而且大于日本的GDP。
上海證券報：債市改革應遵循何種路徑？
張承惠：應從實體經濟的實際需要出發，通過產品、制度和基礎設施的交叉和統一，逐步引導不同監管主體的良性競爭，用市場機制去倒逼和推動改革。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當市場、監管理念和程序、基礎設施趨于一致后，統一行政監管權力就可以做到水到渠成。
可通過“扶持—緩釋—連通”三個階段進一步推動債券市場的改革與發展。具體來說，在第一階段，以潤滑發行環節為抓手，推動債券市場進一步向廣度發展。在第二階段，以緩釋風險為目的，推動債券市場向縱深發展。在第三階段，打通監管屏障，培育和規范中介服務機構，完成債券市場統一的改革。
應該注意的是，債券市場的改革應以發揮債券市場功能，實現企業資金融通為最終目的。債券市場改革不應為了統一而統一，為了改革債券市場而改革債券市場。任何有助于市場有效需求滿足，有助于市場效率提高的管理和交易方式，都可允許存在并相互競爭。應積極引入市場機制，推動市場發展，在發展的前提下推動市場化，通過市場化來提高產品、投資和清結算的效率，推動市場的實質性統一。
不論是監管的競爭，還是不同市場之間的競爭，都應基于效率的市場化競爭。僅僅從部門利益出發，采取行政性手段人為區分市場，畫地為牢都不利于市場的發展，不利于債券市場功能的發揮。應充分關注市場的開放性、規范性和高效性，提升市場的活力。應允許發行人與投資者自由選擇發行和交易市場，并逐步形成相對統一的發行和交易程序，將競爭的領域引向規則和服務質量的競爭。推動后臺服務機構的治理改革，實現使用者和所有者的統一，利用內部治理的力量，推動基于市場效率提高的后臺服務競爭。適度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展，通過發行人和投資者在境內外兩地市場的選擇，給內地市場的發展（發行、監管和交易效率）提供足夠的外部壓力。
“代持”風波一方面反映我國經濟面臨階段轉換和下行壓力，債券市場這么多年發展尚未出現違約案例，風險的暴露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債券市場的發展和改革，應允許風險的適度暴露。一定程度的風險暴露，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優勝劣汰的約束作用，還可以給監管部門之間的競爭施加邊界。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社會、金融安全網并不完善，風險的過度累積和暴露，有可能引發系統風險，應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和改革步驟安排，控制風險暴露的規模，以保證風險的總體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