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機構，一種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下降，這種長期下降與2010年第二季度以來的經濟放緩趨勢是一致的。那么，中國是否能夠把握好這個不可避免的放緩過程而不出意外，防止像日本那樣，成為關注的焦點。
　　當一個經濟體開始追趕發達經濟體時，到了某個階段，就會面臨增速下降的挑戰，其最終命運，要么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失敗告終；要么，能夠應對增速的“自然回落”，并重新找到增長的動力。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可以避免日本式的命運，因為它依然有很大的增長潛力。
　　但是，一個高投資、高增長的經濟體向低投資、低增長的經濟體的成功轉型是很難實現的，因為不斷以投資驅動的高增長，往往出現投資過剩與資產泡沫，更多沒有商業價值的高風險項目產生，一旦增長放緩，壞賬就會逐漸增長并給金融體系增加壓力和積累風險，從而進一步構成緊縮，形成自我強化的過程，就像日本那樣。
　　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覆轍呢？我們首先要看兩國的相同點，毫無疑問，驅動兩國經濟增長的是同一種發展模式，即依靠出口和投資，最終，日本出現了貨幣升值壓力和產能過剩，在由出口向內需拉動，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過程中，產生了資產泡沫，并因過快的緊縮導致泡沫破裂，陷入長久的通縮狀態。中國也進入了產能過剩，出口萎縮的階段，也處于由出口向內需拉動，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同一階段，這是兩國的相同點。
　　不同點在于，中國金融還沒有實現自由化，匯率仍然受到控制，而日本經濟泡沫的推動力，主要是實現自由化的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開放，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在資本與金融管制的條件下，有能力主動防止金融風險。必須指出的是，日本附屬于美國，因此在金融和資本方面受制于美國的意志，再加上金融自由化，讓日本政府喪失了金融獨立性，中國則不存在這點。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制造了資產泡沫（股市、樓市和土地），而中國的樓市雖然價格過高，但杠桿率較低，股市則長期低迷。不過，中國地方政府與企業則是債臺高筑，具有較高的杠桿，主要以土地抵押或依靠土地財政借款。因此，如果資產價格下行，也一樣會構成金融壓力與風險，除非控制好地方政府的債務，并逐步去杠桿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政府或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當然，兩國最大的不同在于體制，盡管都是投資與出口驅動的政府干預的發展模式，但中國政府主導整個經濟發展，并控制著太多的要素與資源，在過去30年也積累了大量的宏觀調控經驗。日本政府沒有這些制度優勢和政策工具，尤其是沒有可參考的國際歷史經驗。
　　日本經濟雖然停滯，卻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日本的技術和產品當時仍然擁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日本的海外投資也產生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中國較為高端的制造業正在受到日元貶值、美國“再制造化”的威脅，而低端加工業也備受匯率升值，人力價格上漲與通脹的困擾。中國向服務業轉型也受制于國民消費能力不足，而日本則沒有這個問題。
　　讓人擔憂的是，就像有專家所認為的，資產負債表扭曲和依靠一個或兩個因素驅動經濟增長的經濟體可能陷入一個經濟結構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自我加強機制向任何方向改變都可能把影響大幅放大，正面的沖擊通常會導致比任何人預期都要快的經濟增長，而反面的沖擊會導致比任何人預期都要低的增長。因此，盡管中國有某種制度優勢，但在這種脆弱的結構下，可能要承受意外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