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的數字顯示，“醉駕入刑”實施兩年來，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后駕駛87.1萬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駕駛機動車12.2萬起，同比下降42.7％，酒駕和醉駕行為總量大幅下降。
　　酒駕的查處數與真實發生數，也許并不能完全畫上等號。但“醉駕入刑”的社會效果，卻真實地呈現在我們身邊。兩年前，酒桌上的一句“開車不喝酒”多半會引來一陣嘲弄。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喝酒不開車”這一安全駕駛的底線。觀念的深入人心，既受益于科學的立法，也受益于執法機關對法律的切實執行。
　　回顧兩年前的那場“醉駕入刑”大討論，反對者扛起的大旗中就有“素質論”和“習慣論”。有人說，國人素質低，固有的不良習慣得慢慢轉變。還有人批評，素質不是罰出來的，也不是抓出來的。嚴刑峻法只會換來畏懼，而不可能換來內心的信服。
　　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常常發現那些在境內恣意違章的人，到了港澳地區或監管嚴厲國家，馬上就遵規守法了。是他們的素質在出境那一剎那就有了迅速的提高嗎？當然不是。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人一回到境內，“違法違規者”的形象又畢露無遺。說到底，對法律的尊奉更多與法治環境相關。科學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確有助于限制人性中的某些“惡”。而良好的法治氛圍對人的素質提升也會起到正面的指引與激勵作用。
　　對于立法者和執法者來說，“素質論”或“習慣論”當然不應成為推進法治的阻礙。要追求的，恰恰是立法的科學與執法的嚴格。有個民間段子，用“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性執法”來形容當下的法治現狀。這一戲謔的背后，正是我們的法治短板。在相關法律已為多數民意所認同并最終通過之后，杜絕“選擇性執法”就成了構建良好法治氛圍的關鍵。
　　我國對交通違法的處置，遠談不上是“嚴刑峻法”。多數國家對醉駕等違法行為的追究，都甚于我們。法律的修改不可避免伴隨著利益博弈，出現利益受損者的反對之言，這在多元化社會中，實為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只要立法遵循了正當程序，吸納了多數民意，實踐了科學理性，我們就應該充分尊重。這其中，首先是執法者要尊重現行法的規定，忠實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強調嚴格執法并不是要強化嚴厲“執罰”。所有的執罰都是手段，確保市民提升守法意識和交通安全意識，確保社會秩序和道路的安全、通暢、有序，才是目的。違法行為自然該罰，但要責罰相一致，責罰相適應。更重要的是，要避免選擇性執法和運動式司法帶來事實上的不公。貝卡利亞曾言，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苛，而在于刑罰的不可避免。“醉駕入刑”同樣如是。
　　在前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的相關數據中，我們既看到了酒駕和醉駕行為總量大幅下降，也看到還有9.3萬起“醉駕案”被審查起訴。再好的法治也不可能杜絕所有的違法，但運用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教育和指引更多的公民對法律有更好的尊奉，卻是執法者、司法者理當直面的挑戰。聯想到一些地方因為嚴管行人違章而引發的不少爭議，大眾傳媒也理當立足于公共安全的維護，來組織對這些嚴管舉措的討論。對于法治建設而言，嚴格執法者更需要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