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春季座談會上表示，由于我國經濟增長開始結構性減速，未來5-10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目標，宜從“平穩較快”轉變到“穩速增效”上。宏觀經濟政策需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
　　李揚指出，所謂“穩速”，就是將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潛在增長區間，并依據它的趨勢變化進行增速目標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絕不刻意追求超越潛在增長率；所謂“增效”，就是要切實尊重經濟規律，將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置于更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為依托，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風險。
　　李揚說，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世界的貨幣當局幾乎自危機之初就在實施大規模的貨幣擴張：美聯儲4次數量寬松在前；歐洲央行啟動最后貸款人機制隨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穩，日本央行便在其脅迫下，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內，使日元對美元匯價下降7%，對一攬子貨幣匯價更急降20%；中國自2009年推出4萬億投資以來，M2走勢重攀高位，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等等。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處在貨幣泛濫的洪水之中。
　　李揚認為，各國宏觀當局目前的做法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除了貨幣擴張，還包括財政刺激。不過，鑒于發達經濟體大都陷于主權債務危機之中，面臨各式各樣的財政懸崖，財政擴張空間很小，從而，貨幣擴張幾乎成了唯一選擇。“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除結構性失衡、矯正經濟發展方式的扭曲，從而不可能最終引導經濟走出危機”李揚說。
　　首先，需求管理或能發揮擴張需求總量的作用，但顯然無助于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如今全球各大經濟體均陷入危機而難以自拔，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這些經濟體形成了以過高的消費率、過低的儲蓄率和過濫的福利制度為特征的消費拉動型經濟發展方式；在于存在著以產業空心化和服務業過度發展為主要弊端的深層次結構扭曲；在于金融業過度放松管制和濫用金融創新，形成了過高的金融杠桿率；在于其政府的赤字率和債務率均長期超越正常水平，滑到了破產的懸崖邊緣。所有這些問題，豈是簡單地增加需求所能解決？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美國的貨幣擴張并未能有效提高其國民儲蓄率，未能使美國政府脫離財政懸崖；而中國的貨幣擴張，客觀上也產生了導致結構進一步扭曲的副作用，諸如產能過剩、單位GDP能耗上升等問題。
　　其次，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經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恰似強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潛在風險由微而著。危機以來各國相繼采取的“非常規措施”，固然避免了危機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但也帶來了過多的貨幣供應，致使政府債臺高筑，造成市場紀律松懈，并引發了愈演愈烈的社會動蕩。如此等等，均使得需求管理的治理效用開始轉向負面。上升到國際范圍，各國均實施需求擴張政策，極易引發國家和地區間的貿易戰、貨幣戰等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其結果將是全球經濟的進一步衰退，以及全面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
　　因此，如果我們判斷當前全球危機的本質是實體經濟層面的結構性失衡、發展方式偏頗和創新能力缺失，如果我們認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構成我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發展的真正基礎，那么，我們的宏觀政策就要及早轉型，需求管理應當緩行、慎行，而供給面的體制機制調整則應盡快進行。
　　“說到供給管理，人們很容易將之歸于產業政策，并聯想到如金融、財政等各項具體政策中著眼于鼓勵或限制的正、負向菜單等等。這是誤讀”李揚解釋到，供給管理固然少不了產業調整規劃，但更注重的卻是以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為要義的體制改革和政策安排。一方面，它旨在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主體的活力，讓它們承擔起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要素市場(勞動力、資本、土地等)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簡言之，產業政策與供給管理政策的區別在于，前者以政府為主導，通常要擬定詳細的產業調整規劃，并高度依托各級政府部門，通過行政、經濟、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實施；后者則以企業為基礎、以市場為主導，依靠企業和市場去發現并糾正結構失衡，政府的功用，只是為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創造體制和機制的條件，維持良好的競爭環境。
　　李揚最后說，供給面體制機制的調整，其要旨是提高增長潛力，改進生產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管理創新驅動，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邁上新的臺階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