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和計量單位，貨幣必須保持自身價值的穩定。如果一種貨幣長期超發，那么該貨幣相對一般商品和其他幣種的價值就會下降，并會導致一系列潛在風險。由于我國廣義貨幣（M2）總量目前已達103.61萬億元，超出整個歐元區貨幣供應量（約75.25萬億元人民幣）26.18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美國M2的1.5倍。而據央行今年M2增長13%的貨幣政策目標，廣義貨幣存量年底將突破110萬億元。由于人民幣尚未國際化，如此龐大的流動性只能由中國自身消化，如何防范由此可能引起的各種并發癥和后遺癥便成了中國當下不能不面對的尖銳問題。
　　從國內看，貨幣超發往往會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脹。
　　一般來說，超發的貨幣首先流入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和金融市場，引起資產價格上漲，接著就會蔓延至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然后流向供給彈性較低的農產品，最后流向一般工業產品。從統計的角度看，貨幣超發后，由于資本品價格等并不被包含在居民消費價格統計中，因而貨幣超發并不會立即導致通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貨幣超發最終會體現為物價水平的上漲。從貨幣超發到通脹之間存在時滯，這一點弗里德曼等人早已發現。
　　超發的貨幣最先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引起股價和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誘發資產泡沫。一旦貨幣政策緊縮（如收縮貨幣供應量或加息），或者因為預期改變，貨幣就會撤出和逃離資本資產市場，引起股票和房產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資產泡沫破裂損害經濟增長的風險非常巨大。1990年前后，日本房地產市場和股市泡沫相繼破滅，引發了日本經濟長達近二十年的停滯。2007年，在美聯儲連續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政策作用下，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和隨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超發的貨幣引發的結構性物價上漲，表現為在居民消費價格統計中除食品類漲幅較大外，八大類商品中其他類別價格只是略微上漲或基本持平。除流入資產和金融市場外，一部分超發貨幣還會流向供給彈性相對較低的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和農產品。能源資源類初級產品以及農產品等由于供給彈性較低，需求的小幅變動就可能引發價格的大起大落，有利于投機獲利。例如，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前后共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增加了全球范圍的美元供應量，每次都引發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在結構性物價上漲階段，往往伴隨著部分農產品的投機泡沫。
　　超發的貨幣還會進一步蔓延至一般性商品，引起全面的物價上漲，也即通脹。如果貨幣超發的程度較為嚴重，且持續期較長，則可能引發較為嚴重的通脹。物價快速上漲擾亂市場價格體系，影響市場預期，危害經濟增長，此時甚至有可能出現“滯脹”，即經濟增長停滯而物價飛漲。當然，如果能在超發貨幣蔓延至一般商品之前采取緊縮性措施收回超發的貨幣，或者通過采取促進經濟增長、發展金融市場等措施，擴大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規模來吸收超發貨幣，則有可能避免統計意義上的通貨膨脹。
　　從國際看，貨幣超發加大了本幣貶值風險。
　　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國內貨幣超發會導致國際市場上本國貨幣供應的增加，以外幣計價的本幣價格就會下降，出現匯率貶值。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影響一國貨幣匯率的因素眾多，包括國與國之間的相對通貨膨脹水平、相對生產力增速等，這里假定在其他因素不變時，貨幣超發對匯率的影響。在其他因素不變時，匯率貶值的程度取決于貨幣超發的程度。
　　匯率貶值的直接后果是引發輸入性通脹，導致以本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在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體中，進口商品是居民消費籃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引起居民消費價格相應上漲。此外，在我國進口商品中，相當一部分為石油、鐵礦石等基礎性產品，這些產品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貫穿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價格上漲將傳遞至多種產品。
　　對正在經濟轉型的我國來說，匯率貶值還將干擾人民幣的國際化，阻礙本土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情況嚴重時，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資本外逃和以貨幣急劇貶值為特征的貨幣危機。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陷入混亂，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難得的機遇，但人民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的關鍵，在于國際市場對人民幣接受程度。若匯率貶值，勢必大大影響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中國礦產、能源等資源相對貧乏，快速經濟增長導致能源資源的外貿依存度持續上升。海外投資和并購特別是對能源、礦產資源類企業的投資和收購活動，有利于保障我國原材料供應、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經濟增長。而匯率貶值將使得這些活動變得更困難。
　　鑒于城市化的提速還將繼續刺激貨幣存量規模的壯大，盡力減弱貨幣超發的風險事實上已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