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M2突破100億躍居全球第一，再度引發業界爭論。部分觀點認為當前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中國GDP，承受不了如此龐大的貨幣供給，也有議論認為這一結局具有合理性。
　　簡要對M2與GDP這兩個指標進行“配比”觀察：我國M2余額2000年為13.25萬億，2012底為97.41萬億，2012年是2000年的7.35倍；而2012是2000年的5.23倍。M2/GDP由2000年的1.34倍，擴大為2012的1.88倍，M2與GDP比值反映實體經濟的貨幣承載度，該比值不斷擴大凸顯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GDP對貨幣的依賴程度日益增大。
　　不過，該比值與通脹并非簡單的配比關系。已有計算表明，美國2012年M2/GDP比重為63%，歐元地區為144%（2011年數據），日本為238.8%，且都未引發通脹，而比值為43.9%的俄羅斯物價漲幅卻超過10%。顯然，該比值反映的是一國的單位GDP承載著不同“貨幣含量”，而并不與通脹直接匹配。
　　當然，貨幣供給增長一般應當等于一國GDP增長與通脹率之和，以此計算，中國年均貨幣供給增長率應在13%左右，而實際增長卻達到18%。當前有兩個特殊政策與國情造成這一增量差異：一是外匯被動占款，2012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3.31萬億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占M2比重超過20%，二是較高的儲蓄率，2012年我國各類儲蓄存款超過了40萬億元人民幣，儲蓄存款經由商業銀行通過貨幣創造擴張信貸，直接與間接增大了M2余額。
　　從實體經濟角度看，除外貿因素外，我國持續加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投資擴張需要巨額資金。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由政府與企業主導的工業生產以及全國范圍內的“造城活動”等，使得信貸尤其是長期貸款一直處于饑渴狀態。
　　實體經濟與金融、政策與制度因素共同推升，形成我國10年以來廣義貨幣供給超越性擴張，這一事實毫無疑問也帶來了通脹相伴的結果。不承認這一事實顯然是掩耳盜鈴。
　　從官方數據來看，中國十年以來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取得實屬不易。但也應該看到，這種高增長與低通脹，其實掩蓋著許多影響未來經濟健康發展的隱患，其表現主要是：現行CPI核算體系不包括房地產價格波動，而恰恰是安居需求屬于現階段最大、最基本的市場需求，M2總量增長向商品價格“結構性”傳導帶來的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整體福利下降等社會新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貨幣因素而不是建立在社會自發投資、消費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基礎之上，使經濟增長難以為繼；金融體系創造下的M2大幅增長，信貸資源被少量大中型國有企業所壟斷，使得數量眾多的市場微觀主體面臨較高的社會資金成本，制約著中國當前與長遠的經濟創新活力。
　　而這些問題，集中折射的是中國經濟區別于主要發達經濟體獨特的稟賦特征，以及體制與結構的轉型之困，需要對問題認真厘清以及積極、穩妥地進行推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