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美國有101位兩黨議員聯署提案，希望推動國會立法，向中國施壓以加速人民幣升值。此前，2010年美國參議院和2011年美國眾議院都有類似提案，但都沒能通過奧巴馬總統。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美國部分政客（還包括一部分經濟學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幾乎沒有停止過。只是在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他們的聲音才相對沉寂下來，但近年來又舊話重提，不免耐人尋味。
這些美國政客認為人民幣被人為低估，提升了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別國（他們當然主要關注的是美國）產品的競爭力。于是中國常年貿易順差，并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而美國則相反，由于常年的貿易逆差，成為世界最大的對外債務國。甚至還有人認為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美國的大量就業崗位被擠掉了，失業率上升。所以他們認為中國應該為他們的貿易失衡和失業率高企買單。
從理論上說，匯率與貿易差額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點。自2005年7月21日我國宣布啟動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近30%。與此同時，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從2005年的1142.69億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2189.1億美元，增長了近1倍！為什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卻不減反增呢？這是因為，首先，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彈性低，即使匯率或價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需求量的改變也有限；其次，這些年以來，中國出口企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和資源成本，再加上出口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使得美國消費者無法抵擋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
至于美國的就業率，它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就更加遙遠了。2001-2007年，美國的月平均失業率在5.2%左右，基本處于自然失業率水平；同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8%。2008-2012年，其月均失業率大幅攀升至8.34%，其中2009年10月的失業率曾高達10%，創1983年7月份以來歷史最高值。同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9%。
美國經濟目前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而處理問題的工具箱卻幾乎見底。除了龐大的貿易逆差和高失業率，還有龐大的財政赤字。美國今年年初國會參眾兩院達成協議，使美國財政暫離“財政懸崖”。這也意味著美國的財政政策失靈。
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0~0.25%，意味著常規的短期利率政策也走到了盡頭。以研究危機經濟學聞名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啟動了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2008年10月份啟動的QE1，到2010年11月份啟動的QE2，再到2012年9月份的QE3，量化寬松政策已過三輪，但成效甚微。2012年美國經濟雖出現溫和的復蘇（GDP增長2.0%），但全年失業率仍然維持在8%左右；今年1、2月份失業率分別為7.9%和7.7%（美聯儲認為的自然失業率大約在5%~6%）。今年1月，美國貿易逆差增至444億美元，其中對華貿易逆差為278億美元，占其全部貿易逆差的一半還多。
根據美聯儲的申明，只要美國失業率高于6.5%，而且1至2年的預期通脹不超過2.5%，同時較長期通脹預期良好受控，美聯儲將不會退出QE3。長期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引來日本、歐洲多國效仿，也引來國際社會的一片指責。面對財政貨幣政策雙重失靈，就業壓力加大，國內民眾不滿增加，美國的政客們不得不轉移注意力，老調重彈。不過，早在幾年前，香港文匯報就曾經分析過美國政客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有“一箭三雕”的圖謀：一是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削弱中國產品競爭力，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二是通過人民幣升值稀釋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減輕其債務負擔；三是通過干預人民幣匯率影響中國崛起。
但是美國經濟出毛病的內因是其經濟結構的問題，靠人民幣匯率升值這味藥是救不了的。
首先，就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像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中國的貿易順差對應的是國民的過度儲蓄，美國的貿易逆差對應的是美國國民的過度消費。要改變這種經濟結構的失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單方面就能成功的。
其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那些受影響的制造業也不會如美國所愿轉移回美國本土，卻很可能轉移至其他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2012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
但是戰后幾十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正是通過經濟全球化，把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大、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保留下附加值高、對環境損害小的高科技產業，并通過定價權獲取巨大的好處，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是美國一手造成的，如今要打破這種格局談何容易！所以說，在既有國際產業格局下，制造業大規模回流美國是不現實的。
今年2月12日，奧巴馬在其發表的第二個任期首份國情咨文中，圍繞促進經濟增長重點推出了創建新的制造業創新中心，對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建設，創建能源安全基金，削減能源消耗發展清潔能源等措施。但這些政策措施沒有觸及到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即使這些措施能對美國就業率起作用，恐怕全部實施至少要10-20年的時間。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隨著美國經濟復蘇的艱難推進，美國政客們還會時不時地拿人民幣匯率說事，畢竟要求別人改變總比自身改變來得容易，我們必須學會淡然處之。對于中國而言，匯率制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中國政府有權選擇適合中國發展階段的匯率制度。
中國正在承擔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部分責任，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個工具。一方面，中國自身需要逐步向均衡匯率邁進，匯率政策做一些相應調整是必需的。未來讓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完善，波動幅度適當大一點，都是必要的，但短期不可能大規模調整，否則將面臨較大風險。當資本項目具備完全放開條件的時候，我們自然可以實現匯率自由化，到時候人民幣是升值還是貶值就得市場說了算。
另一方面，目前來自貿易和資本流入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正在減輕。2012年我國貨物和服務進出口總額38667.6億美元，增長6.2%，增速比上年回落16.3個百分點，首次低于年初10%的預定目標。
資本項目方面，資本流入開始減速，對外投資開始加速。2012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首次下降。
與此相反，2012年我國對外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其中，對俄羅斯投資增長117.8％，對美國、日本、東盟、中國香港的投資分別增長66.4％、47.8％、52％和32.9％。而從2002年到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由27億美元增至746.5億美元，年均僅增長26.9%。
由于外貿順差和資本流入增速的下降，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速也已經明顯放緩。2001-2010年中國外匯儲備年均增速33.23%，2011年降至11.72%，2012年繼續下滑至4.10%。只要外匯儲備不顯著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不會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