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了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全體會議，他在講話中強調：“中國的經濟到了今天，不轉型我們難以為繼。”他還指出：“怎么樣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在考驗我們的智慧。”
資源配置錯位、治理模式單一、價值體系重塑、生態環境惡化、社會結構失衡等等，都要求中國經濟必須加快轉型。轉型的目標是使中國經濟從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而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在從工業化初級階段邁向高級階段的進程中，許多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統計表明，在1950—2008年間，世界上只有28個經濟體縮小了與美國人均收入差距的10%或以上。換言之，世界上還有150多個國家停留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狀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經濟體處于低成本生產國和高收入創新國的兩面夾擊之中，產業結構無法持續升級，從而導致其相對于國際領先國家人均收入增長處于停滯的一種狀態。
從人均收入看，中國已邁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即能否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能否成功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如何實現經濟轉型，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確實“在考驗我們的智慧”。
打蛇打七寸。實現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必須要從能夠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入手。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我們遵循著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的路徑。而眼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所觸動的利益格局已不能單靠外圍的刺激促使其自動調整。因為，改革者也需要被改革了。簡而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為適應中國經濟轉型之政府職能轉變，已成為改革攻堅戰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在黨代會上首次提出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政治經濟學一直以來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皆突出政府“守夜人”角色，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最小的參與度。比較有影響的一個表象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主導發展思想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其所強調的嚴格的財政紀律、“競爭性”匯率安排、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等一系列經濟政策在實行過程中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實行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邊際遞減效應，甚或是很強烈的副作用，根本原因在于違反了“自然不會飛躍”（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語）這一基本原理。
而二戰后主要由拉美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特別強調通過政府的干預來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經濟政策是進口替代戰略。事實證明，這種戰略嘗試在發展中國家都失敗了。
當下的中國，以扭曲資源（自然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配置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由此而產生的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收入分配現狀使得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日漸增強，已在政治和社會的層面阻滯了經濟結構的自然演化和變遷。
中國幅員遼闊，省情地情差異很大，資源稟賦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干部激勵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每一個省份都是較為獨立且相互競爭的經濟體。經濟學中的雁陣理論特別強調各經濟體要依托自有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變遷。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關鍵取決于各地經濟轉型的效果。
各地方經濟體如何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首先要確定自身的資源稟賦如何，即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豐裕程度，在此基礎之上尋找可供學習的目標并發起追趕。新結構經濟學根據歷史經驗認為，學習目標可以確定為人均收入高出本經濟體水平50%—100%左右的發達經濟體。
反觀中國各地的產業政策，卻呈現出同質化極其嚴重的局面。有不少省市都把汽車工業、電子信息、生物制藥等作為本地的產業發展目標，不惜投巨資來打造各類工業園區，卻恰恰忽略了本地的資源稟賦約束，缺乏對本地要素稟賦結構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動態變化的了解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潛在比較優勢的判斷。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更加凸顯了我國國內資源稟賦不同地區產業升級梯次前行的極端重要性。而我國的東中西部已經客觀上具備了雁陣發展模式，各省地市作為相對獨立經濟體完全有可確定的追趕目標（當然，發達地區如東部沿海經濟體則可以尋找國際追趕目標）。僅僅實現這一過程，就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需求。與此同時，政府要加強硬件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電網、電信系統等）、軟件基礎設施（法治體系、社會資本、價值體系等）的建設，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資邊際回報率。
概而言之，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根據本經濟體資源稟賦條件，探索發現產業結構變遷的道路和方向（現實的和潛在的），同時通過加強基礎設施（硬件和軟件）建設給予支撐，其他的交給市場。果如此，中國經濟轉型之時將是中國經濟二次騰飛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