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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鄧永恒教授，搜集了中國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的政績和升遷結果，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綠色官員升遷難。根據這項統計，如果市委書記和市長任期內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話，升職概率將高于8%，如果任期內長期把錢花在民生和環保，那么他升官的幾率是負值。媒體的這則報道，值得為官者和決策層反思。
事實上，干部升遷與GDP直接掛鉤，已經成為一個常識。不僅各地官員心知肚明，社會大眾也無不熟知。鄧永恒教授對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來政績和升遷結果的統計對比，更加充分地驗證了這一點。在我們現有的干部考核獎懲體制里，官員干得好不好，全看GDP增長得快不快，數字好看當然好，不好看也要通過注水的辦法讓它盡量好看；至于民生啊環保啊這些，那都是次要的，最多只是在場面上用來做給公眾看。
于是，地方官員的GDP崇拜越來越嚴重，為此不惜罔顧一切，無論是民生艱辛還是環境破壞，皆不放在眼里。與此同時，公眾對GDP卻越來越冷漠，因為GDP快速增長帶來的成果分配，國家所得始終遠超民眾所得；隨著GDP增長，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財政收入增幅連年超過GDP增幅，居民收入增幅卻遠遠落在GDP增幅之后，其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更是二十多年連續下降。
誠然，GDP是一把非常重要的尺子，代表著一地的經濟實力和財富規模，是公眾福利增加的基礎。但是，任何數字都有它的局限，GDP的相關統計數據亦然：它只反映經濟增長規模和速度，但并不反映經濟運行的質量，不計算經濟增長背后的各種成本。套用美國前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的話說，GDP既不表現我們的身體健康，也沒有反映社會的教育質量；既不代表文采的優美，也不體現家庭的和諧；既不證明辯論的智慧，也不顯示政府的廉潔。它既沒有衡量我們的勇氣，也沒有反映我們對國家的貢獻。
揆諸現實，GDP崇拜帶來的最大問題，除了對周圍環境的直接破壞，還有對基礎秩序的間接破壞。比如為了招商引資，讓完環境讓土地、讓完土地讓稅收、讓完稅收讓法律……為什么我們喊了那么多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卻難以感受到實際的改變？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對GDP增速的過度追求，讓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真正著手轉變；GDP政績的壓力，像一股推動車輪快速向前的力量，車輪既停不下來也不敢停下來，于是經濟轉型升級就缺少了有效的空間。
“任期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升職概率將高于8%”，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數據。因為它對官員的引導作用，將直接反映為公眾幸福感的減少。我們常常說，民生幸福重于GDP數字，“富民”永遠比“富GDP”重要。可是，官員也是人，也是有私利的；如果GDP官員總能不斷獲得提拔機會，而民生官員、綠色官員卻得不到重用，官員的GDP崇拜就不可能調整為民生崇拜。要真正地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要實現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就應該首先在干部考核機制上做根本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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