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經濟改革，結束了此前許多人的半饑餓狀態，中國經濟由此走上迅速發展的軌道。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巨大成績，使許多人患上了市場經濟崇拜癥。其實，透視市場經濟的本質，我們會發現，市場經濟在一個社會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并不是無條件的。
　　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市場經濟是地道的舶來品，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以農耕為本而以商業為末，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國策，對于商業和商人深懷芥蒂，因為古人對于市場中的人性，抱著一種深深的懷疑。所以，即使像胡雪巖那樣富可敵國并對收復新疆做出巨大貢獻的紅頂商人，也只不過是被封個榮譽性的二品頂戴，象征性地在紫禁城騎馬走一圈就算皇恩浩蕩，要想真正由商入官，沒門。顯然， 傳統中國的政商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界限。
　　重農抑商政策無疑有其偏頗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古人對于市場的提防一無是處。他們本能地認識到，市場經濟是需要邊界的，有些東西不能市場化。這到底是愚昧，還是洞見？
　　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一些問題也隨之而來。饅頭、食用油、肉、蛋、牛奶、蔬菜變得讓人膽戰心驚，空氣開始令人窒息，連地下水都讓人生畏，更不用說道德底線的失守和人性的沉淪所帶來的巨大心理震蕩了。怎么，市場經濟有毒嗎？
　　是的，市場經濟從來就是有毒的，不僅我們的先人認識到了，西方市場經濟的精神教父亞當·斯密也認識到了。他說，市場經濟中的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他們卻通過看不見的手無形中促進了大眾利益。人們為斯密發現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所吸引，卻忽略了他思想的重要前提：市場是以人性中的惡作為動力的，每個市場經濟中的主體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則是無心插柳。一個人犧牲他人來保全自己，并不違背市場的利己法則。
　　正是由于對于人性惡以及市場毒性的清醒認識，西方人才努力給市場經濟戴上兩個籠頭：信仰和法治。代表前者的是基督教，代表后者的是憲政與法治。
　　通過宗教確立來世的終極關懷，在金錢這個世俗的上帝之外，找到了一個超越性的上帝；通過法治和權力制衡，在市場和權力之間劃出了一道鴻溝。宗教與憲政，猶如兩道有力的繩索，最終劃定了市場經濟的邊界，斬斷了權力與商業的連環套。宗教、法治和市場經濟這三駕馬車，形成了現代西方文明的基本架構，實現了文明幾大子系統之間的彼此約束。
　　反觀當代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基礎則是十年“文革”留下的廢墟。“文革”在政治上全面否定和踐踏法治，就是所謂的“無法無天”；在文化上則實行打倒一切的文化虛無主義，也即所謂的批判“封資修”，要知道，這三個字其實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歷史成果。
　　文化上的自掘祖墳和政治上的“無法無天”，使得“文革”徹底破壞了傳統中國數千年間建立起來的禮義廉恥，摧毀了中國社會曾經擁有的對于拜金主義本來就不強的免疫力，構成了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先天缺陷。于是，市場經濟如同決堤的洪水，很快就淹沒了一切，文化、教育、宗教、司法、慈善等一切本來屬于非經濟性的領域，也都遭到市場經濟的入侵，成了市場法則恣意妄為的領域。我們本來要建立一個市場經濟，卻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市場社會，于是，連少林寺都難以抑制上市的沖動，連出世性的佛教都難以幸免。
　　市場經濟無疑是一個好東西，但它天生是有毒的，此種毒性只能靠憲政法治和信仰來中和并消解。既然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我們，不可能擺脫市場經濟，那就需要構建人生信仰并建立憲政與法治，為市場建起堅固的防洪堤。一個正常的文明需要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相互制約和彼此耦合，而一個失去了憲政法治基礎和道德約束的市場經濟，不但必然是有毒的，而且注定是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