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芝加哥大學盧卡斯教授在理性預期與自然產出增長率假說基礎上，研究了總需求變動（以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作為代理變量）對實際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影響，將貨幣供應量的經濟效應劃分為產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盧卡斯將實際產出水平分解為兩個部分：長期趨勢成分和周期波動成分。上一期的產出波動和貨幣供應量的沖擊影響當期的產出波動，貨幣供應量變動的當期和滯后一期以及實際產出的滯后一期影響當期的通貨膨脹率，其中前兩者的影響系數之和為1。
　　筆者參考盧卡斯模型，對我國1978-2010年的情況進行了研究。考慮到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經歷了重大的歷史變遷，研究中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斷點檢驗，發現實際產出波動在1991年存在斷點，這和我國當時的經濟背景吻合。同盧卡斯的結論相比，1978-1990年我國貨幣供給的產出效應十分顯著，超過學界常常援引的“貨幣中性典型國家”（比如1951-1967年的阿根廷、巴拉圭）的貨幣政策表現。1991年之后，貨幣供給的通貨膨脹效應上升，產出效應相應下降，但仍接近1/4的水平。根據分析，我國目前的貨幣供給仍能產生產出效應，其通脹效應尚處于合理的區間范圍內，但需要高度關注未來走勢。
　　雖然我國通脹效應處于可控范圍內，然而通脹效應的增長趨勢仍然值得高度關注，同時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我國還面臨來自于國內外的通脹風險，應該提高警惕。
　　從國際上來看，我國面臨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國際大宗商品投資對沖美元貶值從而導致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揚。以國際油價為例，2007年底以來，國際油價一路飆升，原油價格的上漲引發了對替代能源的需求，使得乙醇和生物柴油的需求量大幅度提升，玉米、大豆等原材料的價格產生了巨大的增長，從而引起了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連鎖反應，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的風險。
　　從國內方面看，我國一方面面臨需求拉動型的通脹壓力，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大規模開展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投資過熱的現狀，所帶來的需求擴張為通脹埋下隱患。另一方面，市場流動性過剩也加劇了通脹風險。隨著人民幣升值，國外資本大量流入中國，使得我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3.31萬億美元，央行為對沖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導致流動性過剩。另外，隨著國內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生產的成本和城鎮對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在農產品價格普遍上漲的國際形勢下，國內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成為長期趨勢。
　　針對上述分析，筆者建議有必要加強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貨幣供應量的通貨膨脹效應已得到驗證，而且1991年以來通貨膨脹效應進一步上升，由0.64上升到了0.74，接近臨界危險水平。雖然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的通貨膨脹效應在合理區間內，但如果任由其發展，可能會出現類似于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現象，由此應該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規模，充分發揮其產出效應，弱化通貨膨脹效應。
　　筆者認為，管理好貨幣之外還需要進行如下政策配合：嚴格控制金融資源投向房地產的規模。金融資源進一步流向房地產將使得實體部門生產特別是創新活動所需金融資源得不到改善，全社會全要素生產率得不到改進，勞動要素的回報得不到整體提升，進而總需求不足，導致失業加大而形成滯漲。
　　加強對“三農”的財政投入力度。為應對國內外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原材料價格上升的成本拉動型通脹壓力，應該加強對農業的干預，特別是通過農產品價格干預和數量干預手段增加農民的收入的同時穩定農產品價格。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應該是縮小貧富差距。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越難以抵御通貨膨脹帶來的社會不穩定風險。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會促使社會財富從債權人向債務人轉移。低收入者將錢存入銀行，被借給高收入者進行投資，通貨膨脹將使得貧富差距拉大。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完善之時，確保低收入群體不被征收“通貨膨脹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