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7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新任總理李克強29次提及“改革”，改革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大紅利，也是本屆政府帶動中國經濟再次起飛的核心動力。
　　如何讓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這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
　　關于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動力，李總理將其歸結為三個因素：“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和“創新的活力”，而這三個因素中最為根本的是“改革紅利”。唯有推進深層次的制度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激發內需潛力和創新活力。
　　首先，“內需”有多大潛力一半取決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半取決于對醫療衛生、養老方面支出的預期，前者和收入分配制度緊密相關，后者和社會保障體系緊密相關，只有加大力度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險保障制度，在增加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同時加大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投入，提高民眾的安全感，才能從根本上激發內需潛力。其次，一個社會的創新活力一方面涉及科技轉化生產力的可能性和效率，這其中產權制度（包括知識產權）是關鍵，另一方面涉及小企業的成長環境，其中，稅收和融資制度直接影響小企業的存活率和民間企業的生命力。
　　至于推動以“促進社會公正”和“改善民生”為宗旨的城鎮化，更需要政府財稅制度的改革。
　　從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城鎮化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自然形成的城鎮化，即“城興于市”；另一種則是依靠政府推動的城鎮化，其本質是以行政力量和公共財政資源來縮小城鄉差別，實現村民和市民在社會公共福利方面的均等化。
　　中國政府目前所推動的城鎮化是通過縮小城鄉差距來促進社會公平，城鎮化的核心不是簡單的戶口問題，而是在于解決農民工戶口的同時是否能給予其城市戶籍人口同等的社會福利保障，更進一步說，中國的城鎮化不僅僅是解決2.6億居住在城里的非戶籍人口的社保福利問題，更要解決目前仍然居住在鄉村的5億多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解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從而保障“農業現代化”不會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醫療衛生、教育、養老金及其他社保累計支出4.5萬億元，共覆蓋4.5億城市人口。根據城鎮化方針，如果要把2.6億農民工包括在內，至少還需要增加2萬億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農民工問題和全員社保、農業現代化是一攬子工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數量增長與農村社保普及密切相關。如果要解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財政支出至少要增加1萬億~2萬億。十八大提出的城鎮化目標對政府的財政能力是個重大考驗。
　　因此，“城鎮化”能否實現？關鍵看政府是否能夠拿出足夠的公共財政資源來支持發展農村的各項基礎建設以及非城市戶籍人口的社會保障,而政府在未來幾年有多少財政資源用于民生直接取決于財政預算制度的改革。
　　“削減政府行政開支”不是靠公務員的覺悟，而是靠公開、透明的財政預算制度。財稅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實現城鎮化藍圖的基本保障。
　　此外，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增加直接融資的比重”，也是要靠金融體系的制度改革，金融體系市場化的核心要義是自由定價、自由交易以及對各種侵權行為的法律約束。“保護中小投資合法權益”應該是一個行政干預逐漸淡出而法律約束日益強化的過程。
　　資本市場既是投資渠道，又是融資渠道，中國的資本市場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妥當解決投融資者的利益平衡是根本。從上個世紀90年代股票市場誕生至今，中國股市的功能定位過于偏向融資而缺乏對投資者權益的合法保護，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違規違法成本過低，保護投資人利益的宗旨沒有通過完善的立法和嚴格的懲戒措施體現在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尤其是在立法層面，投資者保護條款亟待充實和細化。
　　因此，要讓中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直接融資在投融資體制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建立投資者訴訟法則，用法律手段約束上市公司的違法違規行為。
　　綜上所述，無論是發展經濟、推動城鎮化，還是發展資本市場都涉及制度改革問題，“改革”是其他所有問題的根基。所以，2013年，或許是中國新一輪制度改革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