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躑躅中前行的中國股市，面臨更多重要改革。無論是近期監管部門推動的券商創新風暴，還是正在考慮專業型證券公司與牌照管理制度的開放，或是各界預期的新股發行制度改革、養老金入市、證券法修改等，無不關系著股市的命運與前景。
　　可以看到，中國股市的資本舞臺濃縮了太多的悲喜故事，在多數人眼里，股市“能賺錢”遠比制度建設要重要，因此只有在股市低迷時，公眾才會對改革有更迫切的要求。從監管部門角度來看，沉浸在對股市漲跌的“問責”之下，推動的改革也有可能“好心辦壞事”。當然，股市不改革也要挨罵，因為它本身存在的問題就需要改革。
　　要改革的話，無非選擇市場化的制度變革，或者是行政干預和監管擴權。對于前者，監管部門或許認為，在微觀企業機制普遍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要追求健全的股市，往往會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還可能使得來自其他部門、地方政府的干預更加過分。對于后者，明顯符合了當前整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式改革特點，即通過創新和改革，先擴大監管權力和改革主導能力，然后再慢慢培育市場，繼而實現對行政主導的替代。當前的改革思路，看起來更接近后者，但這一過程中也有一些問題需要重視。
　　對一個健全的股市來說，完善監管不等于行政干預，監管必須與股市漲跌脫離開來。正如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證券監管部門，整天忙著調查股市犯罪和違規，很少發出其他方面的信息，更像是一個股市監察執法機構。當然，監管功能錯位，不能只責怪監管部門自身，更要從市場經濟改革模式中找原因。一方面，股市的法律法規建設，要從部門規章中跳出來，由立法部門和公眾更多地參與；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的核心任務，要逐漸放在從股市中剔除“壞分子”上面。例如，千夫所指的“綠大地”事件未平，又出現萬福生科的業績造假，這些“壞分子”對股市的危害極其深遠。再放寬點，如上市10年募集資金近300億元，總虧損額近80億元的“京東方”這類融資“黑洞”，是否也屬于“壞分子”之列？
　　當然，在這些“壞分子”背后，時刻都隱現著地方各級政府支持或容忍的影子，因為上市與一些地方官員政績直接相關，但潛在責任卻可能由繼任者和公眾承擔。正如新型城鎮化不應是人為造出來的，資本市場建設也必須徹底改變“人為造市”思維。市場的結構、規模等，是在健全的制度環境下，由微觀主體在市場中選擇而逐漸形成的，不是大干快上造出來的。由此，類似“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培育上市公司”這類運動式口號，應該漸漸摒棄。要做到這些，起點就是把股市與地方各級官員政績徹底脫鉤。
　　明確了發展前提，我們還要看到，現代股市從來就不是能直接服務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場所，不能對此過度宣傳和奢望。原因之一就是，股市本來即“大鱷”的游戲。如國外通常是機構投資者持有大部分市值，美國三大交易所的個體散戶日均成交量僅占總體成交的10%左右。
　　相比來看，A股的機構投資者不健全，弱化了與上市公司的談判能力，也影響了股市長期投資價值。同時，這不是說機構投資者多了，股市就好了。因為還要防止機構選擇散戶這“軟柿子”捏，或者與上市公司隱性串謀來損害散戶利益，這就是監管部門進行投資者保護所要做的事情。
　　中國股市的癥結從來就不在股市自身，除了以上所說的行政干預，關鍵還要落到微觀企業身上。一方面，對舊式城鎮化的過度依賴，最終使得多數企業創新和增長能力嚴重落后，“矬子里面拔將軍”選出的上市公司，多數也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發展至今也應該更加重視市場倫理，建設信用文化。在企業層面，如香港上市的鄭州四維用財務造假騙倒了國際制造業巨頭卡特彼勒，可見到有些企業到任何股市都會對其有破壞性影響。
　　跳出股市談股改、莫用一種行政干預代替另外一種干預、破除股市對普通人的造富幻覺，厘清諸如此類的觀念，或許股市才能恢復應有面目并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