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二十國集團研究中心秘書長龍永圖發表了題為“當前形勢和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的主題演講。龍永圖說，中國經濟轉型主要在于制造業轉型，這需要促使中國企業從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制造，利用全世界的比較優勢打造自身的品牌。當前中國已經具備了走向世界制造的眾多基礎條件，但是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也遭遇了被政治化等眾多問題。應對這些問題，不應該總想試圖改變現有的國際化規則，而是應該運用這些規則趨利避害，這就需要中國的企業打造與之配套的企業文化。
中國經濟的轉型，并不是要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所謂高端服務業為主。中國必須搞實業，實現制造業的從中國制造向世界制造的轉型。
龍永圖說，他之所以要談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是因為當前的形勢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問題確實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所謂企業的國際化，就是企業以國際化的視野和開放的思維方式來打造一個更大的配置資源和開拓市場的平臺。當前中國國內經濟轉型加快，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倒逼的機制，迫使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化的路上走得更快。
這就首要要談談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
中國經濟的轉型，并不是像有一些人講的，是要使中國經濟更快的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所謂高端服務業為主。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的基礎是實體經濟，是以制造業和制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所以以下談到的經濟轉型主要是講實體經濟的轉型。為什么實體經濟那么重要？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搞制造業，才能夠解決就業問題、社會穩定問題以及政府的財政稅收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中國經濟的基礎都將是實體經濟。前段時間浙江溫州出現的一些問題，就是因為一些搞實業的老板紛紛丟掉實業轉而去搞金融、房地產，所以造成浙江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出現了極大的困難。
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制造業對美國GDP的貢獻度超過30%，然而經過隨后80年代、90年代IT產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制造業對整個美國經濟的貢獻度已經下降到了10%，還抵不上房地產業13%的貢獻度，更抵不上金融業26%的貢獻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在他的經濟復蘇計劃中提出了重整制造業的問題。他說要加大美國制造業，包括中低端制造業的發展，減少金融業在美國經濟當中的地位，從而使美國的經濟建立在巖石上而不是沙灘上。這說明美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確實感受到了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性。
另一個正面的例子是德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特別是隨后的歐債危機當中，德國的表現相當搶眼。應該說這次歐債危機如果沒有德國作為中流砥柱的話，歐洲經濟的問題會更加嚴重。德國的經濟會這樣的好，主要是因為德國長期以來實行了制造業立國的戰略。德國的制造業一直處在全球領先的地位，而且德國也長期處在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一直到近幾年才被中國超過。但德國人做制造業已經做到了精益求精，比如說有一個公司生產聯合收割機，甚至可以通過衛星，通過傳感器，在收割莊稼的時候知道每平方米的產量是多少，并且對下一個年度在使用種子和化肥方面是不是要做出調整提出建議。德國也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在搞制造業，有一些中小企業就做一類產品，比如說生產螺絲釘、螺絲母，但是它做的螺絲釘從高端來講可以供天上衛星使用，從低端來講也可以用于最簡單的玩具制造。
2009年有英國媒體報道，當時英國首相布萊爾問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到底德國推進發展的秘訣在什么地方？默克爾當時回答說，我們德國一直搞制造業。從德國經驗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真正以制造業立國作為它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的話，這個國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可以抵御經濟和金融的風險。
如果說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礎是實體經濟，那么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則是提高質量，這從微觀層面來講就是提高企業質量的問題。龍永圖認為，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就要使企業有更好的技術含量，企業的產品有更好的質量和品牌。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怎么樣通過企業的國際化來提高企業發展的質量。中國經濟轉型的基本路徑就是開放，要通過開放的辦法解決企業的轉型、經濟的轉型。
講到這里，龍永圖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為了使中國企業能夠在國際化的推動下實現轉型，應該逐步地變中國制造為世界制造。因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做得最好的制造業，它生產的產品都是世界制造的，從波音飛機到蘋果手機、三星電子產品，現在具有世界品牌性價比最好的產品都不是在某一個國家單獨制造的。中國要實現自己的企業升級，打造產品的全球品牌也一定要走世界制造的道路。過去中國長期受到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干擾，強調中國的產品應該保持更高的國產化率，所以始終不能打造出世界最好的品牌。中國應該利用全世界性價比最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以中國品牌作為龍頭打造一批世界級的產品。波音飛機里面既有英國的發動機，又有瑞士和德國的精密儀器，包括利用中國比較便宜的勞動力生產艙門和機翼，它利用了全世界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最后形成了一個全球組裝的波音飛機。
在龍永圖看來，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的條件已經開始成熟。首先，中國像上海這樣的沿海地區，陸�？找惑w的物流體系已經建立了起來，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全世界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運到上海或者上海周邊的制造業基地，然后組裝起來再出口。其次，中國現在有比較充裕的外匯，可以用來購買全球最好的技術、零部件和原材料。最后，中國的制造業已經有了全球第一的規模水平，現在全球最好的品牌基本上都是中國造的，無非是打著別人的品牌而已。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制造的過程中遭遇了被政治化的障礙，但不要以政治化對政治化，而是要靠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作法來化解。
除了國內在加速轉型，世界經濟已經發生的深刻調整，也是中國企業加速國際化的動力。國際金融危機讓新興經濟體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有了底氣。那么，怎么樣通過國際化讓中國制造走到世界制造呢？
龍永圖認為，美國和西歐這樣一些過去相當發達的經濟體，現在面臨很大的經濟困難，不得不推出再工業化或經濟復蘇政策。哪怕是在制造業最發達的德國，也碰到了相當的困難。德國一家有名的咨詢公司就講，從2012年到2016年，德國將有11萬個中小企業需要尋找新的買主。這就給了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進行兼并收購，從而拿到品牌、市場份額、技術、專利創造了機會。換言之，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從在中國制造走向在世界制造，外部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就很容易，我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會面臨一個相當復雜的進程，龍永圖說。主要就是中國的崛起，確實引起了西方很多的擔心、嫉妒、懷疑甚至是仇視。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個大的政治環境并不是很好。
而且更為特殊的是，中國目前面臨著追趕全球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這樣的形勢。在全世界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不要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企業都是這樣的。有一段時間，日本豐田汽車在美國的產量已經超過了美國的通用，成為美國汽車制造商的老大，于是美國人就采取了各種打壓的措施，找各種各樣的借口逼迫豐田召回它們的汽車，導致日本豐田汽車的產量大幅度下降。
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進行的，就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會常常受到美國政治化的對待。最近大家看到，中國的華為、中興通訊、三一重工等企業，在美國遭受了挫折。
怎樣對待中國企業走出去受到政治化的待遇，龍永圖認為最好在商言商，不要以政治化對政治化。從上述企業的例子來看，中國企業主要采取了兩種辦法。
一種是三一重工面對美國總統簽署的命令，把總統奧巴馬還有美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告到了法庭上，破釜沉舟要和美國人打官司。這當然是一種選擇，因為在美國的法制當中要找到公平，討一個清白只有通過法律手段。三一重工的做法也是可取的，是在美國特定的國情之下必須采取的辦法。三一重工沒有選擇用政治化的手段解決，而采取了法律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華為的作法，采取軟性、柔性的策略。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認為華為的設備會對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對此華為采取了一種相當配合的作法，提出可以邀請美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授權的檢查機構強行檢查華為的設備，甚至邀請他們到華為的總部、華為的生產車間進行檢查。這種退一步可能進兩步的作法也是一個選擇。
華為有一批相當成熟的企業家。他們在前兩年收購一個美國企業的時候，當時我提出來，是不是到商務部去找有關部門跟美國政府交涉？華為的高管說千萬不要這么做，如果中國政府涉入的話，那么華為今后更說不清楚了。他們覺得企業和政府的關系越淡越好。華為的作法應該說對中國很多企業來講也是一個重要啟示。
更重要的是，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自己要硬，硬在中國企業是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市場化企業，這樣成功的概率才可能比較高。這就需要打造適應國際化的企業文化，首先一個就是法制的問題。中國的企業一定要養成一個能夠遵守國際規則，適應國際規則，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作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所以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商務環境，核心就是中國做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承諾，遵守以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全球貿易和經濟規則。這個承諾對全世界來講是重要的，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中國的迅速崛起。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承諾按國際規則辦事，它再強大也不可能對全球形成威脅。所以中國的這個承諾扭轉了全球對中國形象的看法，對給中國創造一個更好更有利的發展環境具有決定性意義。
中國還不具備修改全球規則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務實精神還有待提高。
應該說當年中國承諾遵守國際規則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最近卻有很多人提出了質疑，認為全世界大部分的規則都是西方國家制定的，中國應該設法增加話語權，改變這些規則。對此，龍永圖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我們不應該提出改變全球的規則的問題。
首先，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承諾遵守全球的規則，這個規則是規范全球市場運作的游戲規則，遵守規則和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體的目標是一致的�，F在并不是要顛覆這些規則的問題，中國人首先要學習和適應這些規則，才能使得我們中國真正建立一個市場經濟的體制。比如說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提出來遵守國民待遇的原則，國民待遇的原則是說一個國家必須完全平等對待在它的國土上所有不同類型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到當年的承諾，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還有受到歧視待遇的問題。
其次，中國現在也不具備全面修改全球規則的實力。在很多年前，中國的GDP曾經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現在不過是全球的十分之一。所以從硬實力來講，中國根本還沒有達到可以左右全球經濟規則的地步。況且中國的農耕文化和現在全球所通用的國際交流文化是不配套不相適應不相兼容的。所以在軟的實力方面，也還沒有達到提出全面修改甚至顛覆國際規則的時機。
另外，中國在爭取更大的話語權方面，應該看到語言問題也是很大的障礙�，F在全球規則體系基本上是以英語和主要西方語言作為基礎，中文還沒有被廣泛的接受，所以中國的外交官難以在聯合國當中發揮很大的作用。中國雖然現在具有較強的實力，但是在全球很多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卻遠遠落后，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像一個老農民背著一大袋錢，可到臺上發言的時候卻不知道要講什么。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還是應該以學習運用規則為主，爭取趨利避害。
從企業角度來講，這就需要建立合適的企業文化。
第一個，要建立法制思想。第二個，要打造雙贏文化。中國企業要國際化，就絕對不能夠只從本身企業的利益出發，還應該考慮到國內相關企業的利益。第三個，要有創新精神。一個企業特別是一個國際化的企業如果不搞創新很難有競爭能力。
前段時間美國的媒體做過一次討論，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喬布斯？最后歸納了幾條原因。第一條，中國企業普遍盈利水平低，拿不出來錢對創新進行再投入。第二條，中國的教育不鼓勵創新，只鼓勵模仿。第三條，中國的創新基本上是從上到下的，而不是從下到上的，政府鼓勵，媒體鼓吹，但是企業沒有內在動力，于是創新變成了一種口號。第四條，中國缺少一個支持創新的金融體系。
除了上述原因，龍永圖認為還有第五條。他借用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任正飛的話講，就是中國缺乏創新的土壤，也就是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如果不加強對產權的保護，中國不可能出現一個蓬勃發展創新的格局。
創新必須在開放的條件下，有所為，有所不為。因為中國不可能在所有的領域創新。現在講自主創新往往包括三種：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中國現在在大多數領域主要還是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的問題。因為原始創新成功的概率很低，成本卻往往很高。
最后一個，還要有務實的精神。龍永圖說，中國企業文化當中相當缺乏務實的精神。中華民族本來是一個很務實的民族，但是最近一些年來，由于意識形態、政治方面等很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社會，包括很多的企業，出現了不務實的態度。有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一旦感受到困擾，馬上就說這是對中國企業的歧視。實際上像日本企業最初走到美國也碰到了很多的障礙，沒有必要把我們受到任何一次挫折都歸為政治的因素，而不從自己市場化的程度和自己的競爭能力來考慮問題。有一次我和日本和德國的專家討論，為什么說德國和日本的制造業會長期領先于全球的制造業，他們講了很簡單的例子。德國人說認真嚴謹講衛生。日本專家講得更直白，他說一個不講衛生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高端制造業的國家。
十八大以后確實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我們這個國家現在變得更加務實。龍永圖說，現在從作風問題入手解決務實的問題，是解決中國今后更大更困難問題的一個重要開始。因為很多重要的改革，可能一兩年，甚至三五年才能見效。現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樣凝聚共識，使大家對解決重大改革問題有信心。而信心的問題，我認為如果從作風問題入手是可以解決的。
問：目前中國GDP每年增速7%，這個數字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是很高的，但是仍不能滿足中國的發展。所以有人說中國的7%是虛的，只是靠投資拉動，高能耗，沒有實現效率上的提高，您怎么看？
龍永圖：我覺得我們中國GDP的增速現在是7%，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國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因為我們中國還處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工業化和城鎮化處在中期，所以這兩個重要的拉力肯定會讓中國的經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保持7%左右的增長�？赡芙窈笙喈旈L的一段時間主要是投資拉動。因為不管是在進行工業化的過程當中，還是進行城鎮化的過程當中，投資拉動是主體。我是長期搞外貿的，我也認為很長一段時間里，出口也可以繼續拉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因為我們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全球還是很有市場的，還是很有競爭能力的。所以不能說我們7%的增長是虛的，因為它是由我們現階段這樣的歷史發展特點所決定的，這是客觀的現實。
問：多哈回合的停滯是否意味著WTO多邊談判機制已經處于崩潰，WTO多邊談判出路在哪里？
龍永圖：多哈回合的談判停滯確實標志著WTO多邊談判的機制處于崩潰的邊緣。因為現在越來越多國家參加WTO的情況下，WTO談判機制已經很難運作了。當年我們就預見到，當幾十個國家的時候，世界貿易組織和外貿組織還是很有效益的，所以連續幾年國際貿易談判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則。但是當所有國家都加入的時候，WTO變成了另外一個聯合國，變成了沒有效率只能吵架的這樣一個機制。所以，如果WTO不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機制，那么全世界的區域貿易集團，或者區域貿易體制可能會替代WTO，因為現在很多國家認為只有在少數幾個國家里面進行貿易談判，才能形成有約束力的機制，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們并不認為全球貿易談判的體制就完蛋了，現在區域化的格局已經逐漸取代WTO了。我們相信也許區域化的格局走了一段以后，在區域化的格局當中會建立某種聯系，重新形成新的全球格局。可能區域貿易集團是走向全球貿易集團的一個臺階，或者是一個步驟。
問：隨著我國人力成本的上升，國內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是什么？
龍永圖：我認為人力成本對制造業來講它起的作用應該說越來越少了，而技術創新特別是集成創新這樣的力量會越來越強。從中長期來講，我覺得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技術還是創新。我們看看德國和日本，應該說德國和日本的人力成本都是很高的，但是日本和德國的制造業一直保持全球領先的地位。核心問題就是他們有一批非常優秀的穩定的藍領工人，也就是技術工人。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培養一批真正優秀的藍領工人的話，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勞工的素質有很大提高的話，就可以大大抵銷人工成本的上升。我們呼吁要保留那些在城市里面工作了十年二十年的農民工，使他們真正留在城市里面，這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產。我曾經到日本去問他們，日本的制造業為什么沒有形成空心化，他們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們的制造業大量流出的時候，我們最優秀的藍領工人并沒有走。只要有新的技術創新創造出來，最優秀的藍領工人很快會把它變成最有競爭能力的產品。在這方面我覺得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很值得重視。
龍永圖，高級經濟師，博導，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二十國集團研究中心秘書長。
1978至1980年在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1980年至1985年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紐約總部工作，負責制定亞洲地區發展規劃，并在1985到1986年擔任該機構駐朝鮮副代表。1986年至1991年，擔任外經貿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負責協調中國政府同聯合國發展機構的經濟合作。1992年1月出任外經貿部國際司司長，開始參加中國的復關談判。1994年被任命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助理，1997年被任命為副部長。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間，他作為首席談判代表，在第一線領導并最終成功結束了長達十五年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2003年1月，被選舉為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目前擔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