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在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后暫時被擱置。據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介紹，《土地管理法》未來的修訂，將考慮推進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流轉。
　　農村集體土地入市，將打破政府壟斷供給城市住宅用地的局面，有利于激活城鄉要素市場，是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改革的必然方向。但需要提及的是，土地是農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為此，放開農村集體土地入市大門的一系列具體工作，必須要放置在“保護農民利益”大框架下著手，要不然，實踐結果很可能會與土地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包括農村土地確權、規范土地流轉市場等先期工作當盡早落實。
　　看趨勢，“土地流轉”將成為未來土地改革的核心。無論是今年的“一號文件”精神還是深圳開始小步試水集體土地上市，都預示著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大門即將全面開行。按照現行《土地管理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直接用于商業開發，而是先由國家征用變更為國有土地之后，再通過公開招拍掛走向市場。而在未來的集體土地改革中，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有望突破既有的體制瓶頸，獲得直接入市交易的空間，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市場。
　　隨著農村集體土地在空間上實現優化組合，商品房市場、農業生產格局、城鎮化進程等多領域都會受益。首先，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交易渠道的暢通，必然會打破地方政府對建設用地的壟斷，有效增加住宅用地供給，緩解商品房市場供求矛盾。其次，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瓶頸的突圍，符合現代化農村經濟生產方式的現實需求。鑒于“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已寫入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那么各地因地制宜地探尋農業生產的“適度規模”將成為大勢所趨，此舉有利于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資現代農業，提高我國農村土地的經營效益，而土地資源的流轉整合則是其實現的前提基礎。再者，當農民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得享城鎮化紅利之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就能擺脫小塊土地的束縛，選擇進城務工；抑或利用農業資源開發地方鄉村旅游業；也可融入現代農業大軍中，成為農場主。可見，農村集體土地在空間上實現優化組合，將使農民有了多種分享經濟高速發展成果的渠道，他們的生活方式將因此徹底改觀。
　　當然，作為農業大國，長期歷史積淀讓我國農民對土地具有天然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雖然土地流轉的最終結果會讓農民受益良多，但在改革過程因涉及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卻不能不謹慎而為，具體實施更應三思而行。這其中，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的確權環節尤為重要。在“農村集體”這個抽象概念下，集體所有土地主體實際上是虛置的，難免產生責權不清、處置無度和權力尋租等問題。按照《土地管理法》，每戶農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但歷經多輪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變化更迭、再加上一些地方承包政策操作失序、不同鄉鎮執法尺度不一，農村土地權屬關系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局面，“有地無證、有證無地、一地多證、一證多地、無地無證”等現象頻出。將農村集體名義下的土地權屬清晰地劃分到農民個體，相關確權過程十分繁雜。但若這一技術性問題得不到解決，極有可能導致普通農戶難以公平地享受土地收益權。
　　此外，農村集體土地高效流轉，離不開規范的交易環境，決策部門當積極督促各地建立信息公開透明的土地流轉市場，在引入專業第三方評定的前提下，將待售地塊、成交價格、交易對象等供求信息充分披露，讓市場之手代替行政力量主導交易，以此規避在集體名義下農村土地“灰色”交易等問題。
　　由上可見，在明確農村集體土地將可流轉的大背景下，《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再度被擱置正體現了決策層對農民利益的體恤。因為只有在認真厘清征地范圍、征地主體、補償標準等核心要素之后，相關法案才可能最終落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