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近發布的1月份外匯占款數據顯示，中國外匯占款繼續保持上漲態勢，達6836.59億元，超過2012年全年的新增外匯占款4946.47億元，也創下了外匯占款增長史上的單月增幅新高。歷史上，單月外匯占款增量超過6000億元的只有2008年1月一次。
　　一般而言，外匯占款這個數據可以視為衡量海外資本流入和流出情況的指標，因為在目前的結售匯制度下，流入中國的外匯大多都會出售給中國央行。在筆者看來，外匯占款數據變化，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應該說，外匯占款激增與我國經濟逐步回穩有莫大關聯。近日出口、投資等一系列經濟數據密集發布，2月出口增速同比增長21.8%，連續3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長，投資繼續提速，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6.6個百分點。這些經濟數據傳遞積極信號，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態勢已經顯現。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流動性需求的回升。
　　此外，熱錢回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短期資本的加速流入。此前，商務部數據顯示，1月份貿易順差為291.5億美元（合人民幣1832.1億元），實際外商直接投資（FDI）為92.7億美元（合人民幣580億元左右）。扣除掉這兩項，剩下的4424.6億元最可能的就是國際熱錢流入對外匯占款的功勞。國家外匯管理局3月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順差升至926億美元，處于歷史最高水平。也佐證了短期資本加入流入的態勢。而受外匯占款異常放大影響，2月M2余額同比增長15.2%。新增信貸與社會融資規模也處于歷史同期高位。
　　對于外匯占款的增長，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給出了更為專業的解釋：外匯占款的變化涉及資本流動，特別是在西方經濟情況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時，美國的債務問題、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都會導致國際市場情緒波動較大，因此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會比較大。他同時也指出，資產擺布也是導致外匯占款變化的重要原因，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對于外匯和人民幣的偏好，會導致外匯市場的變化，進而影響外匯占款。所以需要將外匯占款變化對貨幣政策影響的觀察期放長，不能僅憑一個月數據就下結論。
　　需要警惕的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近期暗示，貨幣貶值并非提振經濟增長并擺脫當前經濟低迷而祭出各項政策的基石，而是必然的結果，這意味著全球第三輪“貨幣大寬松”已經蓄勢待發，子彈上了膛。此外，綜合近期各國央行的議息會議記錄來看，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巴西央行、澳洲聯儲等不約而同地維持當前寬松貨幣政策不變。歐美的“寬貨幣”組合將加劇資本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中國的“寬財政、穩貨幣”政策則使得國內利率處在相對較高的水平，加劇了追逐利差的資金流入的壓力。而巨額流動性必然會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值得一提的是，對通脹的擔憂已經引起今年中國貨幣政策當局的高度關注，這也是出臺何種貨幣政策的重要依據。
　　這不，外匯占款的激增正在悄然改變著央行貨幣調控力度。春節之后，央行通過正回購操作累計凈回籠資金9200億元。不過，在筆者看來，雖然央行加大了資金回籠力度，但并不能說明貨幣政策已經轉向。因為外匯占款增長導致央行需要向市場投放比較多的流動性，為了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央行就必須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來對沖。未來貨幣當局將采取怎樣的貨幣調控力度，顯然取決于外匯占款變化情況。如果外匯占款未來繼續保持大幅正增長態勢，那么，在逆回購規模持續縮減后，為回收市場過于充沛的流動性，正回購或將取代逆回購重新登場；如果外匯占款在1月份高增長后，重回低位運行狀態，貿易順差繼續收窄，那么，小幅逆回購將繼續在增加市場流動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央行外匯占款的增加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外匯儲備的增長。在貨幣金融學領域中，一般把基礎貨幣分為兩部分——央行自主性的基礎貨幣投放和因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當前，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好轉，我國開始回歸中性的貨幣政策，但今后國際資本的流入或許將成為基礎貨幣的另一個主要投放渠道。也就是說，即使今后央行有意通過控制信貸規模來收緊流動性，卻不得不因維持人民幣現有匯率而釋放外匯占款，從而增加基礎貨幣。因而資本流入的增加，可能會使得央行更加關注流動性過度充裕的情況。
　　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依然是改革。這一點，決策層的思路十分清晰。在匯改方面，一套組合拳讓人目不暇接——放寬了美元兌人民幣的波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終結了長期施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中國匯改組合拳將帶來一系列深刻的影響。其一，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終結將使得中國的貨幣發行方式產生質變，以外匯占款為錨定的基礎貨幣發行體制將得到大幅修正。其二，這也意味著藏匯于民的設想終可正式付諸實踐。其三，匯改組合拳還將成為進一步放開資本管制的催化劑，因為在此背景下，企業與個人對外直投及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都將迎來爆發式增長，經濟體對于資本自由流動的需求提高，形成正反饋，將自然地加速人民幣匯改及國際化的進程。
　　在宏觀調控方面，首先便是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突出與擴容，將逐漸把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由新增人民幣信貸轉向社會融資規模。尤應引起重視的是，貨幣政策調控方式的改革符合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總體趨勢：一方面，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將逐漸增強基準利率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及匯率趨于均衡有利于削減外匯占款的涌入，從而降低央行以數量工具對沖過剩流動性的需求。
　　總而言之，社會融資渠道的多元化發展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經濟金融格局，中國的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管體系也因此面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