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內地的首家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在2007年2月設立，距今已六年了。據統計，截至今年2月，經銀監部門批準設立的村鎮銀行已達1502家。在經歷了早期的蹣跚前行之后，近兩年村鎮銀行可謂突飛猛進。然而，在數量擴張的背后，其中的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
    從某種意義上講，村鎮銀行改革的初衷，是為了彌補農村金融布局的薄弱環節，但其發展路徑和模式，卻值得反思和商榷。在國外，按照現代金融業標準，小銀行這類專業化組織似乎越來越不流行，它們集中于特定客戶群的比較優勢，在金融危機中變得更脆弱。如上世紀80年代的存貸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中，大量美國小銀行紛紛破產倒閉。
    但小銀行仍具有豐厚的生長、繁榮的土壤。一方面，其所能發揮的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遠高于世人的想象。如去年初，時任美國FDIC代理主席馬丁·格倫伯格就說，“盡管資產不足10億美元的社區銀行，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低于11%，但其向小企業發放的貸款卻占到全行業的近40%�！蓖瑫r，在美國，小企業創造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就業崗位，更占據新增就業的大部分比重�？梢�，小銀行通過間接影響就業，對于居民收入、消費乃至經濟增長都有深遠影響。小銀行熟悉自己的客戶，通過運用“軟信息”，建立獨特的風險識別機制；小銀行更加親民、更能為小企業和普通人帶來切實好處。
    在我國，尤其在縣域以下的鄉鎮和農村，同樣有小銀行得以扎根的寬闊土壤。除了村鎮銀行，許多地方的中小城商行和農商行，已在服務地方和小微企業方面，探索出了值得稱贊的創新道路。相比而言，村鎮銀行雖在數量、資產規模等許多指標上飛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了布局失衡、清算結算等基礎設施支持不足、配套保障政策有限、負債業務難易兩極分化等突出問題，既反映出改革協調的不足，更凸顯了現有發展路徑的誤區。最為重要的，就是過度追求商業化金融的負面結果。
    在農村金融領域，農村信用社在處理歷史問題的過程中，合作性金融的優勢被摒棄，向商業化銀行轉型成為主流。對于被涉農呆壞賬困擾多年的農村金融改革來說，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商業化定位，也是情理之中。然而，放眼各國，小銀行的發展，主要還是體現出合作性與政策性為主、商業性為輔的特征。合作性金融歷史久遠，即使在今天，還是許多國家農村金融領域的主角。至于政策性，也取決于小銀行特殊的經濟政治價值。如美國社區銀行，許多都在美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體系的“羽翼”下運營，后者則是典型的準政府組織和政策性金融機構。
    可以說，各國小銀行面對的業務領域，通常都是相對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實際上，過分追求商業化會給村鎮銀行改革帶來諸多陷阱。例如，相關審慎指標過嚴、扶持政策不足、業務偏離農村等都與此相關。事實上，這樣做，也難以體現政府在其中應有的職責，更不能充分展現小銀行機制的內在靈活性。
    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還有，村鎮銀行的發展動力，究竟是計劃還是市場�，F有村鎮銀行的快速發展，由從銀監會到各地銀監局、以及地方政府的熱情推手。由此也帶來相應的問題，如在“大干快上”的背后，各地村鎮銀行基本遵循“簡單復制”的樣板，難以發揮地方小銀行固有的靈活性，以適應不同區域差異極大的金融需求特點。再比如，地方政府的認可，是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首要條件，而在地方金融競爭日益激烈、許多地方熱衷于建設區域金融中心的背景下，村鎮銀行也成了體現政績重要的內容。由此，也出現了不少在“拉郎配”模式下的“銀企對接”或“拉存款”。
    正是在行政思維模式下，村鎮銀行發展遇到更多額外問題。金融改革需要面對風險，而作為改革主導者的銀監會，其首要任務卻是防范風險，其中存在內在矛盾，而不同部委之間的政策協調配合難度甚大。筆者因此認為，從計劃轉向市場，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
    當然，如何轉向市場，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但起碼有兩點需要指出。一，各國小銀行的股東，往往都是地方投資人和管理者，這也使其利益與小銀行命運緊密聯系。而在村鎮銀行缺乏內部制衡的股東結構下，商業銀行往往把其作為分支行來布局，或者當成實施監管套利的工具。即使是外資銀行，多數也是為了維系政府關系，獲得間接監管利益。二，正是在計劃思路和強烈的金融父愛主義影響下，才有了村鎮銀行以風險控制為主的思路，而非以實現服務功能為首要目標。其實偶爾有小銀行倒閉和新設，在各國都是極常見之事。或許在完善金融破產制度同時，先放松農村金融的機構管制，允許機構更易進入和退出，可能更易促進農村金融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金融機構的“大”與“小”都不可或缺。村鎮銀行的發展符合全球金融大潮流，但是不應放棄行政式規劃與設計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