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的記者會上，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回答美國媒體提問時，呼吁美國提高其對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這一呼吁自是理所當然，因為中國企業已經成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最大受害者。
從1990年初布什政府援引《埃克森-弗洛里奧修正案》，由總統直接出面阻止中國航天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收購西雅圖曼可公司，到華為公司2008年聯合美國基金貝恩資本競購3Com公司、2010年競購摩托羅拉公司移動網絡業務受阻，中國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項目因美方“國家安全”理由而受阻的案例實在太多，其中不乏令人哭笑不得的裁決，中國企業為此蒙受巨大損失。美國自身也因此失去了許多他們自己大力招攬的中國投資，以及與之相關的就業、稅收。
次貸危機后，奧巴馬力推的“選擇美國”計劃招商引資重點就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但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中國在美直接投資存量僅有89.93億美元，當年對美投資流量只有區區18.11億美元。
中國企業維權行動的壓力與日俱增，進一步加大了美國改革其對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緊迫性。君不見，曾經被視為“異想天開”的三一集團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外國投資委員會案，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突破嗎？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裁定，美國地方法院有權審理此案，接受了三一訴訟的核心訴求，即指控奧巴馬總統未經應有合法程序判決而剝奪三一集團下屬在美關聯公司私有財產。
不管后續發展如何，此項裁決已經打破了“國家安全”名義下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禁令和總統令不受司法審查管轄的慣例。這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成立以來第一次遭到外國企業起訴，也是美國總統極為罕見地在本國法院遭受外國企業起訴。此案的發展及其最終裁決，對美國投資環境乃至其司法理論和實踐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企業成為挑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禁令的第一人，無論在宏觀層次還是在微觀層次都有其必然性。在宏觀層次，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禁令的威懾力來自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綜合國力，換言之，一家企業只有來自同樣兼具強大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且奉行開放經濟的獨立國家，才有可能具有足夠底氣發起這種挑戰。舉目世界，除了中國企業，還有哪個國家的企業有這樣的底氣不僅為自己、也是為所有在美外資維權？
在微觀層次，作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不公正、不透明審查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國企業不平則鳴的憤懣積累最多，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具備了海外維權的實力。2012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國大陸（包括香港，不含臺灣）上榜公司連續第九年增加而達到73家，僅次于美國的132家，對于眾多年營業收入上百億、上千億元的中國企業而言，撥出數百萬、上千萬美元預算準備海外維權官司，已經不是不堪承受的負擔了。
我們無意干涉、挑戰美國的法律制度，但我們有權在美國運用美國的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且提高美國對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實屬中美兩國互利之舉。
對這一切，山姆大叔，你意識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