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十年的房地產調控周期之所以出現反復，顯性原因在于調控目標與手段不匹配；進一步原因是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深層次原因則在于經濟戰略轉型進展緩慢和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缺位。可見，如不緊密結合經濟戰略轉型以修正市場與相關部門調控的雙失靈，房地產調控是難以掙脫困局的。
　　在今日中國諸多棘手經濟難題中，“收入差距擴大”和“房價高企難下”無疑是最具符號意義的兩大命題。前天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再鮮明不過地體現了這一點。
　　上述兩大命題均可歸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福利效應低下或曰未能形成有效覆蓋。可是誰都明白：如果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不僅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更有可能觸發系統性經濟與社會風險。
　　沒人能否定近十年來中國在做大經濟與財富蛋糕方面的能力。例如，200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折合成美元是1.4萬億美元，而到2012年已變成8.3萬億美元，差不多相當于十年前的六倍；在財政收入方面，2003年是2.17萬億元，2012年是11.72萬億元，幾乎也是十年前的六倍。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成績卻有待提高，200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72元，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十年間只增長了兩倍。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則更差。可以說，這十年間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尤其少數富人的傾斜趨勢一直在擴大，可供普通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始終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以指標城市為例：從2003年12月至2012年12月，京、滬、穗三大城市房價分別上漲了365%、341%和261%。而這期間，國家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一個接一個，看起來招招見血，卻始終未能根本扭轉房價居高難下的局面。
　　為什么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早已被證明為最具動員力的政府，卻在房地產調控方面遲遲未能展現應有的高水準？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筆者認為：本輪長達十年的房地產調控周期之所以出現反復，顯性原因在于調控目標與手段不匹配；進一步原因是既得利益者阻礙有效調控政策的出臺；深層次原因則由于經濟戰略轉型進展緩慢和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缺位，致使各地經濟深度依賴房地產業。可見，房地產調控如不緊密結合經濟戰略轉型以修正市場與相關部門調控的雙失靈，是難以掙脫困局的。
　　梳理十年來的房地產調控軌跡，盡管以房價漲落為相關部門調控目標的做法看起來很美，例如，從當初以限制房價過快上漲為目標到讓房價回歸合理價位的目標，政策出發點即便不算最優也是次優。但問題關鍵在于調控目標與運用手段一直不匹配。換句話說，房價調控能否與市場與民眾預期相一致，前提應是在正本清源基礎上拿出有效對策，以有效的市場手段與行政手段相結合，理順房地產市場秩序，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相關部門采取的手段往往停留在對房地產價值鏈終端環節的修修補補上。而不在房地產價值鏈的上游環節動手術，有關部門始終在盤根錯節的房地產價值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遲遲不能告別“土地財政”、“土地經濟”局面，那么，所有針對二級市場的所謂殺手锏，最終都有可能將調控成本轉嫁到剛性需求的市場主體身上，就會形成某種意義上的助推房價上漲的格局。
　　另一方面，在每次民眾熱盼政府出臺有效調控政策之前，有關參與主體都會圍繞相關政策展開博弈。而既得利益者的空前游說，無不釋放出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試圖綁架或影響政府政策乃至希望政府干預最終失靈的危險信號！
　　隨著信息產生和傳遞渠道的多樣化且甄別成本日漸提升，近年來，有關市場參與主體針對中央關于房地產調控大打輿論牌、悲情牌乃至經濟崩盤牌，看起來似乎心系經濟增長和市場穩定，真實用意其實異常明顯：無非因為房地產調控已或正在觸動其根本利益，妨礙了其低成本的財富攫取路徑。
　　眾所周知，我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失靈許久。市場不僅無法有效率地合理配置住房，而且滋生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成為影響財富合理分配、經濟平穩發展和社會穩定和諧的重大障礙。在中國經濟轉軌階段，由于法治建設滯后，從而在向新體制過渡的過程中滋生了阻礙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最大敵人——利益集團。這在房地產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對房地產利益集團來說，公平競爭是一種負擔，不如游說政府來得更快更為有效，于是我們看到，這些年來，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試圖游說政府建立起各種反對干預的制度。這顯然是十分危險的傾向。
　　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在投資房產可迅速催生億萬富豪的市場環境下，剛性需求被投機需求擠壓，非理性的市場炒作取代了正常的市場交易。少部分富人掌握著一線城市核心區域的相當一部分房產，社會財富迅速向這些人集中，業已拉大的貧富差距經由畸形的房地產市場的推波助瀾而再次被拉大。更危險的信號是，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攫取巨額財富后正利用政府對房地產泡沫可能破滅的顧忌直接或間接地綁架政府決策。
　　可見，今天的中國想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并在經濟戰略轉型中提高民生福祉，營造健康的制度執行環境，既離不開有效的政府干預，更離不開好的市場秩序的構建與完善。筆者認為，業已進入調控關鍵時期的房地產市場，亟須提高政策執行力尤其是調控政策投放的有效性。只有真正把京、滬、穗、深等指標城市高企的房價降下來，并切斷盤踞其間的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才有可能切實提高政策執行效果。為此筆者還想提議，政府在整頓房地產市場秩序的同時，盡快從房地產價值鏈中解脫出來，在注意挖掘和提升傳統工業增長潛力和利潤空間的同時，深耕戰略性新興產業競爭力的打造，充分重視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在實現經濟轉型中的重要作用，以求逐步擺脫經濟發展對房地產業的深度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