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3年2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9893元/平方米，環比1月上漲0.83%，這是自2012年6月以來連續第九個月環比上漲。面對這樣的事實，也許很多人都會抱怨，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學習一下新加坡的“組屋”制度，好讓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呢？
　　但是，新加坡是一個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城市國家，大約為上海面積的1/9和北京面積的 1/23。一旦你選擇這個國家居住，遷徙到其他城市就沒有可能和必要，因為這個國家的城市是唯一的，所以一套組屋就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但中國的情形大不相同，雖然可能在自己的出生地已經擁有一套“組屋”（如山西），但可能會選擇去更發達的中心城市發展（如北京），從而產生新的“組屋”需求。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同一中心城市發展的時候，不妨假定土著人口1000萬，外來人口也是1000萬，這時即使當地政府使出渾身解數，答案也只有兩個：要么中心城市按照新加坡的邏輯，既然1000萬外來人口在出生地已經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組屋”，那么就只允許1000萬土著人口買“組屋”，結果雖然平抑了房價，卻造成1000萬外來人口的“抗議”，特別是在我國戶籍管制日益放寬的今天更不可取，要么誰都可以購買“組屋”，結果房價大漲，1000萬土著人口和1000萬外來人口都會怨聲載道。
　　這次《通知》的最大亮點并不在于二手房個人所得稅要按差額的20%征稅，而是各地要在一季度向社會公布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并建立健全穩定房價工作的考核問責制度。這樣，地方政府制定的房價目標究竟是否合理以及制定的工作目標能否完成？就都會受到中央政府以及整個社會的有效監督。
　　進一步完善房屋產權登記制度和規范戶籍管理是落實好中央調控政策的關鍵。按照《通知》要求，住房供需矛盾突出、房價上漲壓力較大的城市，要從嚴調整限購措施。可是，如果住房產權登記部門的數據不準確，這項制度就難以推行。經警方最近證實，“房姐”龔愛愛在北京擁有41套住房及4個戶口。作為一名“非當地戶籍”人士，“龔愛愛”之所以可以在一個限購城市購買如此之多的房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鉆了戶籍管理部門和房屋產權登記部門的空子。相關部門還要抓緊全國信息共享建設，給區域限購提供可靠信息。
　　金融部門也應在落實中央政策過程中進一步發揮作用。從以往經驗來看，與提高個稅稅率相比，提高首付比例、降低貸款成數不易造成購房成本向買房人轉嫁。當然，由于相關部門已經制定了“貸一提二停三”（第一套房可以貸，第二套房提高首付和利率，第三套房不能貸）的政策，未來政策空間可能主要體現在二套房貸政策上，即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人民銀行地方分支機構可否考慮停止二套房貸款？或者在維持原來二套房貸政策條款基礎上，進一步要求銀行只向中小戶型住房購買者提供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