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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鎮化戰略包含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戰略調整，既能為延緩生產過剩危機爆發而構建“第二資本池”，也能在鞏固農村“勞動力蓄水池”的同時，分散和弱化城市內生風險，實事求是地呼應了城鄉二元結構這一國情矛盾。
有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比我國高，但多為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到城市形成貧民窟，社會危機烈度倍增，且容易誘發連鎖反應。以此為鑒，反思當前中國城鎮化進程，應該高度重視城鎮化過程中深刻而重大的社會結構變化。
一方面，城市“新工人群體”崛起對城市治理、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2011年，我國城市農民工2.53億，占農村非農就業總量的50.7%，加上0.4億隨遷家屬約為2.9億。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要變成市民，導致企業用工成本與勞資矛盾進一步凸顯，也使打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陡然顯化，打破了原有“城市低水平工資+農村土地無風險資產=小農基本生計”的社會平衡。
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發展，我國已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超過3億的“中產階級群體”，約占總人口的23%，并將在2015年后達到5億以上。這一群體對參與政府治理和維護自身利益有著強烈訴求，進而會對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結構帶來影響。
面對兩大社會群體的崛起，用“城鎮化”替代“城市化”戰略，既有利于把“新工人群體”集中在大城市的潛在利益沖突，分散到成千上萬的縣及以下城鎮中，也有利于吸納“中產階級群體”崛起帶來的投資需求，從而緩解社會結構快速演變中的結構性矛盾。這正是進入資源嚴重稀缺而資本相對過剩階段后，探尋適合自身發展路徑的理性選擇。
因此，城鎮化戰略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用于縣域經濟發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鎮建設，同時高度重視城鄉合作與社會融合，高度警惕結構變動引發的各類社會風險。
應當看到，在我國3000多個縣級單位和3萬多個建制鎮中，大部分基礎設施長期投資和配套不足，特別是在傳統農村地區。所以，縣域經濟與城鎮化戰略相結合，就是要繼續運用“看得見的手”引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更多投向約1萬個縣域中心城鎮的建設，同時依靠優惠政策，吸引中小企業流向“進入門檻”較低的縣內城鎮，拉動非農就業與城鄉一體化。
具體建議包括：一是通過增發國債和調整“三農”投資重點，集中投資縣級城關鎮及中心鎮的基礎建設和公共事業，緩解因城市地產擴張而導致的銀行風險。二是從生態文明視角參考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教訓，防止土地資源過度開發，防止地產資本炒作推高城鎮門檻。三是吸取改革初期發展經驗，創新城鎮化與中小企業相結合的發展機制，為農民返鄉創業和中小企業降低進入門檻和經營成本。四是發展綜合性鄉村合作社，充分活躍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經濟。五是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推動生態化環保型低碳城鎮建設，大力促進多功能現代農業與生態多樣性的有機結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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