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手羅大佑曾憂傷地唱道：“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漁村，媽祖廟里燒香的人們”，對于歌中的情緒，山東濰坊居民應該感同身受。近日，有網友爆料山東濰坊企業將污水用高壓泵排入地下1000多米，造成嚴重地下水源污染。濰坊人紙鳶紛飛的故土，將要變成面目全非的他鄉。
　　在文人的描繪當中，江南的小橋流水總是恬靜優美，但只有臨水而居的當地居民知道水有多臟，趙家的剩菜剩飯剛倒入水中，李家小孩又在水邊便溺，下游的劉家可能同時淘米洗菜。如果有人質問排污者，多半會換來不解的眼光，公家地方，干卿底事？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產權在中國是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中國人對于產權的態度復雜而矛盾。對于自己的東西極端重視，皮袍下面藏著無數個“小”；對別人東西的態度則是藐視，順手牽羊、分割浮財、見者有份，都是常見的情形；最可怕的是對公共財產和公共利益的漠視，河水和空氣是無主的，為了自己掙錢，排點污水濁氣又何妨。經濟掛帥，發展優先，地方環保部門為虎作倀，環境污染自然遍地開花。
　　過度重視自身利益和極度忽略公共利益，在環境領域表現為污染橫行，核心問題是產權不清晰，而產權清晰界定是交易順暢進行的前提。即便是清晰界定產權，較高的成本也是阻礙交易順暢進行的重要因素。在西方的環保領域有著名的“鄰避運動”，民眾不希望垃圾處理廠、變電站等建在自己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簡稱NIMBY），西方國家在解決鄰避沖突過程中注重透明化和法制化，給予受損方合理補償，政府、民眾和企業等各方溝通談判涉及復雜的制度安排。從前期發生的什邡鉬銅和啟東造紙等環保群體事件中，可看出有關各方在處理鄰避沖突時技巧非常生疏，出事之后都是一停了之，要完成交易何其難也。
　　把產權和交易成本等概念運用得最為嫻熟的經濟學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他認為，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么無論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都能夠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這個理論稱為科斯定理。
　　企業污染環境是典型的負外部性，科斯定理提供了一種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外部性的思路。科斯定理的兩個重要前提條件是產權清晰和交易成本較小，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恰好是因為公共財產權屬不清或者委托代理關系錯亂，同時污染方和受損方之間的溝通交流渠道不暢帶來了極高的交易成本。循著科斯定理的指向，解決中國環保難題的思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明晰環境資源的所有者和委托代理關系，二是完善解決鄰避沖突的制度安排。
　　遼寧大連地區一家海產品加工廠因生產需要，計劃打口深水井，而當地的飲用水同樣來自地下，得知消息的居民群情激奮，給加工廠兩個選擇：一是替所有住戶建好自來水且長期免費，二是停止打井，經過幾番權衡，加工廠只得放棄打井計劃，改為架管線異地水庫引水，因為成本更低。這是個典型的因為產權清晰帶來的高效環境維權案例，可見明晰產權對于推動環保的巨大作用。
　　保護環境時很難避免搭便車現象，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當然提供者，必須切實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職責。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含量較低，一旦監管放松，經濟增長一定會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坦率地講，中國的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表現是不及格的。當前，需要重申民眾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委托代理關系，加大對環保失職官員的問責力度。
　　在推動解決鄰避沖突的制度安排方面，政府同樣應該有所作為。以往，政府的慣用做法是事前瞞，事后捂，事態擴大不可收拾再宣布停工，這對企業、地方經濟和當地居民是多輸的結果。政府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民意的傾聽者以及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利益協調者，涉及公共利益時中立裁奪，盡量降低交易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