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31日，位于山西長治境內的化工廠發生苯胺泄漏事件。5天之后，山西省政府及河北、河南政府才接到事故報告，而泄漏苯胺已隨河水流出山西。日前，山西省對這起存在明顯人為責任的跨省環境污染事件作出結論，認定這是一起由企業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引發的重大環境污染事件，事故企業、相關政府對此負有責任。為此，決定提名現長治市市長張保不再擔任市長之職。其他37名事故責任人也各領處分。
因重大環境污染事件而提名地方主官去職，過去并不多見。這既是一份社會一直等待的答卷，同時也表明了山西對此事的問責力度。今年1月，山西省主要領導在處理苯胺泄漏事故后就曾表示，山西的安全生產，已不是“從零做起”的問題，而需要“從負做起”。直接落到地方主政者頭上的責任拷問，革除了“不是直接責任人”的循例，壓縮了所謂“集體負責”創造的豁免空間。要想打造一個真正能讓安全生產從“負”變“正”的制度體系，這樣的起點，缺失不得。
不過，還需要追問，僅僅是一次問責的嚴肅到位，能否保證類似的環境事件“揮手從茲去”？答案恐怕不會樂觀。一方面，環境事件問責到人，問責到地方主官，至今不是制度性的應有反應。更多的時候，人們看到的是環境事件的惡劣性與官員處罰的輕微性的不匹配，問責制度彈性過大，導致了其本來應該起到的懲戒和糾偏效應，大大弱化。因環境事件而動官員，怎么動官員，動到哪一級官員，還在機制化的半途中。
另一方面，即使對官員的問責實現了機制化，也不代表環保被動式管理的局面就會逆轉。問責免官，固然體現了行政的應有范式，直抒了民眾的胸臆，但是，從環保和安全生產局面的改善和拓展看，更重要的是，如何擺正糾雜其間的種種利益關系。
苯胺泄漏事故中，除了對當地政府隱瞞不報，還有其他不能不追索之事。比如，花費8.5億多元打造的“世界一流”的監控系統何以關鍵時刻失靈？平時是否在啟動狀態？省級和地方環保部門的日常監管，為什么管不了肇事企業？
只有追問下去，才有可能厘清，環境一票否決，在地方行政運營體系中，實際處于什么樣的權重；才有可能厘清，地方的GDP迷戀和稅收訴求，能夠把當地民生和環保制度壓縮到什么程度。厘清了這些問題，才能夠正視這些問題，并在政績考核機制、地方經濟發展機制中進行有針對性地改進，從而跳出類似事件不斷發生的怪圈。
從這個角度說，長治市長可能的去職，只是提交了公眾等待的部分答案。更多的答案，需要從對制度的持續改進中尋找，不僅是山西苯胺泄漏事故需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