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濰坊污水排放事件已成了一場烏龍式“羅生門”，網友爆料濰坊很多企業向地下排污，在被當地政府否認后，又出現了當地環保局向企業是否下發《環保緊急通知》以應對媒體暗訪。而這一事件并不太光彩的起承轉合，為真相衣織出了復雜而神秘的遮丑面紗。
　　目前媒體按圖索驥的電話求證了該份“通知”的存在，且系濰柴控股集團所發，而是否系當地環保局的通知尚待更多信息明辨。不過，這些如今已不再重要，輿論已傾向于系當地環保部門所發，斥責為監管被俘獲問題；盡管不排除輿論的傾向性認定是“謠諑”并非“真相”，但這恰透析出一個更需發人深省的公權失信問題。
　　公權失信表現為部分監管機構頻繁為各種負外部性事件信用背書，使輿論先驗性地對政府權威信息不信任，但其本質上是公私失范觸發的公地悲劇和經濟社會趨向失序風險。近年來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制造著堪稱世界之最的健康赤字，恰根源于獨攬外部性治理的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被鍛造成了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力量，使中國具有了其他國家無以比擬的全社會資源調動能力，但這種舉國之力的經濟績效增長卻模糊了政府與市場的行權邊界，使企業外溢的各種負外部性缺乏完全超然的公共監管制衡力量，導致公地悲劇和監管被俘獲問題，在政府和企業耦合著或隱或顯的利益糾葛中難以獲得有效規制。
　　在經濟增長作為政府行權的主要績效下，地方政府往往在牽涉到經濟增長的企業運營負外部性方面，傾向于呵護經濟增長，而把企業出現的各種環境污染等作為經濟增長的必然隱痛，并把其看作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解決的問題，從而使污染與經濟增長相克相生。同時脫胎于計劃體制的政府行政職能（諸如質檢、環保等），其標準的設定主要基于企業可承受能力（國家標準蛻變成權力與準權力的隱性市場租金），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承載能力更多是一種參考指標，一旦出現企業污染事件，地方政府基于經濟績效考慮，其公共治理更多是探尋息事寧人的方案，致使許多制度器皿的設計隱含著監管被經濟增長和企業俘獲問題，如監管流于形式，部分監管執法人員為企業通風報信，甚至權力行徑于市場中尋租等。
　　當前以PM2.5為主的空氣污染觸發人們談天色變，企業違規排污等導致全國三分之二地表地下水系污染，這些本不應然地與經濟增長相伴相隨的問題，在部分專家言必列數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之案例和現實理據，感嘆經濟增長與健康赤字的宿命等下，暴露的不僅是中國粗放經濟帶病增長下健康赤字的突兀，更穿透出政府與市場行權邊界的模糊，及公私失范下的監管被俘獲問題。畢竟，帶有健康赤字的經濟增長對企業與地方政府是雙贏，而治污是對雙方即期經濟績效的折損。可見，當前濰坊污水事件的烏龍式羅生門化，恰是公私失范下社會的普遍性疑思。
　　由此可見，防止監管被俘獲，首先需拆除公權直接進入市場左右經濟社會資源配置的權限，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務實地把權力鎖進制度籠子，讓市場在基于市場邏輯的制度器皿中得到呵護和善治。同時，還需拓寬消費者和利益相關者的維權渠道，引入辯方舉證、集體訴訟等制度，增加失信和敗德企業的市場生存成本，構建市場自律的制衡體系，彌補公共監管難以逾越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此外，唯有如此才能把業已綁在經濟增長戰車的公權力解脫出來，專司公共服務和公共外部性治理，并在公私邊界清晰的脈動上清理監管被俘獲的裸露者，使經濟增長成為消除健康赤字的正能量，讓政府在公共服務和公共外部性治理中充實提高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