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對全球金融史的研究，可以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大國的崛起與衰落一定伴隨金融泡沫與危機；而金融泡沫與危機的形成一定因國際資本的大肆流動所觸發。因此，在我國資本市場對外資開放問題上，有三個命題值得研究。
　　命題一：以開放資本市場換取本國金融競爭力的提高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新興資本市場向成熟市場轉軌，既包括市場開放方面，也包括制度轉換方面。市場開放與制度轉換政策不能有機結合配套進行，會加劇新興市場經濟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加速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既包括證券市場對外資的開放，也包括制度的轉換，兩者必須有機地結合運行。在制度轉換不徹底、國際化條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推進證券市場開放，就會給我國證券市場帶來風險。
　　命題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資本市場開放的軸心。金融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尤其是資本市場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完全取決于本國匯率和國際資本流動管制政策的自由化。新興市場經濟在上世紀后半期在西方國家壓力下實施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僅沒有消除本國貧困問題，還導致了泡沫經濟危機，是現代金融危機的推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和理論也存在較大缺陷，不能作為新興市場的普世原則。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資本項目實現完全可兌換之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對外資開放政策的力度和范圍不可超越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
　　命題三：資本市場的開放必須以本國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實力足夠強大為前提。在此之前，實施本國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是提高本國金融機構競爭力重要措施，既要穩妥實施本國資本市場國際化政策；也要加快本國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從資本市場結構、上市公司治理、資本市場監管制度等方面實施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創新。既要逐步允許本國證券行業對外資開放；也要鼓勵本國證券機構實施“走出去”戰略，把資本市場“被國際化”和“走向國際化”兩種政策并舉。過去理論上存在一種誤區，把證券市場國際化或全球化僅僅理解為新興市場的開放。其實，證券市場國際化的內涵包括市場開放和制度轉換兩個方面，只有市場開放，沒有制度轉換，證券市場國際化不可能成功，只會帶來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