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江蘇等地加緊出臺房屋信息查詢規范，對輸入姓名查詢名下房產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約束。江蘇鹽城稱，部分地區個人住房信息的不正常流出，引發市民對住房信息安全的擔憂。有媒體稱，頻發的“房叔”、“房嬸”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統成為一些官員的夢魘。
　　聯系到此前密集曝光的“房叔”、“房嬸”、“房姐”等案例，這則新聞傳遞出的輿論觀感，正如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所言：出于保護個人隱私和商業機密，新規確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官員房產也具有公共屬性，公眾具有一定程度知情權；更何況房多多事件頻發，速出新規難免讓人心生疑竇。
　　的確，基于對公民個人隱私的保護，“以人查房”在很多國家都有嚴格限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國外查詢房屋信息，它所指向的，乃是房產本身的信息，包含交易歷史、納稅信息等，而非房產主人的資料。在我們的語境下，“以人查房”固然存在侵犯個人隱私的風險，但在主流輿論所認可的范圍內，特別是近期依托房產信息的公眾監督表明，于官員財產公示至今未有實質突破的今天，“以人查房”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公眾和輿論監督的一扇窗戶。簡言之，查詢房屋成了獲取官員財產信息的一種手段。
　　強調房屋查詢在當下的反腐作用，并非是要拿個人隱私遭受侵犯的代價去換取輿論監督渠道的暢通。而是，在“房叔”、“房嬸”、“房姐”頻現后，一些地方對于嚴控“以人查房”表現出的雷厲風行，公眾從中讀出的恐怕并非只是對個人隱私的保護。
　　所以，約束“以人查房”之所以會遭遇水土不服，首先緣于公共政策制定者對于現實把握的偏離。其次，一些監督部門在反腐工作上的態度反差也難逃干系。如昨日有媒體報道，在對“房叔”、“房嬸”、“房姐”們的處理上，各地的問責態度上表現不一，有的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有的至今沒有消息。再比如，按照國務院和住建部的要求，全國40個重點城市的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應于去年6月30日前實現聯網，但至今住建部仍未公開全國住房信息聯網情況。多方對比下，一紙嚴控“以人查房”，能夠帶給公眾的臆想顯而易見。
　　公共政策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實施的效力和正義性。如果一經公布就遭遇普遍質疑，政策的生命力令人難以樂觀。更值得重視的是，“房叔”、“房嫂”們的接連曝光，既是民眾監督積極性的展現，也源于反腐風氣的改善。因此，嚴控“以人查房”，即便是從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出發，但對于民眾的反腐期待和信心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可不察。
　　緊密聯系現實，約束“以人查房”要實現保護公民隱私的初衷，又不妨礙公眾監督和堵塞反腐渠道，最好的辦法是與官員財產公示一同進行。換句話說，嚴控“以人查房”的正義性要得到完整體現的一個前提當是，“以人查房”反腐功能不因速生的約束而被削弱，而且能被其他監督通道取代。
　　時下，中央高層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了反腐的必要性。“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等反腐宣言，也足見高層的反腐決心。基于此，約束“以人查房”的規定怎樣才能獲取公眾認同和政策的正義性，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