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化程度受一國特定的經濟文化背景的深刻影響。因此，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未必就是與創新型企業發展互斥的體制，決不能想當然認為，中國金融體制的發展方向就是市場主導型體制。德國的實踐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換句話說，我國高貨幣化比率可能還會長期存在。
　　我國貨幣化比率（M2與GDP之比）2012年末已高達188%，遠超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同時，廣義貨幣發行（M2）則接近全球貨幣供應量的四分之一，從而成為全球貨幣存量第一大國。對此，有部分學者表現出格外憂慮之情，他們認為擁有如此大的貨幣存量，就如同頭上頂著一個“堰塞湖”，會帶來相應的風險，比如高通脹、資產價格泡沫或資金外流等等。
　　事情果真如此嗎？
　　不妨先看看造成我國貨幣化比率偏高的多種原因。一方面，股市并未在融資總量中發揮主導作用。多年來，滬深股市雖然擴容較快、絕對規模迅速增長，但在整個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卻變化不大。2002年，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整個社會融資總量的比率為3.1%，至2011年末也不過3.4%。2012年全年，在滬深股市成了全球與基本面反差最大的股市的情形下，股市融資與社會融資總量之比更萎縮到年末的0.83%。既然中國經濟還在快速發展，銀行業又十分穩健，就沒有道理不繼續倚重間接融資。另外，我國居民儲蓄傾向始終偏高，這有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此外，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相對滯后，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收入差距有增無減等等，都使得公眾傾向將更多收入用于儲蓄。統計表明，1980年我國儲蓄率34.5，2011年上漲到51%。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由于存在“儲蓄（S）-投資（I）=凈出口（NX）”恒等關系，無論將我國貨幣化比率較高歸結于儲蓄較多還是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其實都是等價的。所以，貨幣化程度受一國特定經濟文化背景的顯著影響。由于無法用數量精確描述特定國情影響而加以剔除，就很難借助M2與GDP之比國際比較得出更多的政策含義。
　　再來分析一下市場的主導金融體制與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前者未必優于后者。事實上，市場主導型金融體制正在受到金融危機史學家們的挑戰。本質上看，銀行可向公眾發行流動性極高的存款憑證，不但使公眾風險大幅下降，也使公眾得以享受長期投資的高收益。相對而言，因為無法區分市場套利者和有流動性需求的投資者，金融市場不具有這種風險分散的功能。以美、英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制國家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而以德國和中國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國家反而受損有限。還有，從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金融危機即每隔幾年發生一次，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已有近百個國家（地區）發生危機，可謂損失巨大。也就是說，如果我國繼續在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下適當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并打好金融安全的基礎，即便在金融創新上稍有滯后，也會達到“磨刀不誤砍柴工”的效果。另一方面，經濟決定金融，將來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金融體制，應當首先取決于公眾對實體經濟有什么樣的期望。十八大進一步把創新提升到一個全新層次，這對金融業來說，就是要加大對小微企業以及創新創業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但理論與實踐早已表明，雖然小規模風險投資可能先于銀行資金進入創新型企業，但更大規模的直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卻要大大遲于銀行資金進入，說明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未必就是一種與創新型企業發展互斥的體制，因此，決不能想當然認為，中國金融體制的發展方向就是市場主導型體制。在這方面，德國的實踐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換句話說，我國高貨幣化比率可能還會長期存在。
　　當然還有個如何正確判斷經濟泡沫化程度的問題。既然貨幣化比率不是判定金融泡沫化程度的最佳指標，那就要尋找一種更為科學的判定方法。一種思路是“一般均衡”，站在經濟金融全局視角去觀察問題。比如，可以借助金融相關比率（全部金融資產與GDP的比值，FIR）。由于已剔除了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影響，在進行國別比較時，就能對一國經濟泡沫化程度有更加準確的衡量。再比如，可以借助杠桿率指標（金融資產總量與權益資本的比值）。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之所以在美歐國家爆發、蔓延，一個公認原因，就是金融業的高杠桿經營。作為對危機的反思，巴塞爾委員會提出杠桿率監管指標，并設定3%的下限。而我國也在2011年頒布了《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進一步要求商業銀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桿率均不得低于4%。所以，我們大可借助這一指標，來衡量我國金融是否已過度膨脹、超越了實體經濟內在發展要求。另一種思路是“局部均衡”，抓主要矛盾。比如，上證綜指曾從2006年初的1162點升至2007年的6124點，兩年合計漲幅427%，這在世界股票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再比如，20年之前，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呈有序發展態勢，但在4萬億刺激計劃拉動下，平臺公司井噴式增長。這兩個例子都說明，如果不嚴格控制金融的泡沫化發展，演變為系統性或區域性風險就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