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在全球各大經濟體紛紛宣布新一輪量化寬松的時候，有媒體稱中國貨幣超發現象也很嚴重，去年中國新增貨幣量接近全球的一半，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印鈔機”。對此，專家普遍認為，這種說法太離譜，過于片面。中國是否存在嚴重的貨幣超發，不能僅僅依據一種數據就想當然，判斷貨幣是否超發一個可靠的指標就是看物價是否穩定，而貨幣政策的好壞，關鍵在于是否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規模相適應。
有關中國貨幣超發的問題連日來成為各方熱議的焦點。根據央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中國M2（廣義貨幣）余額達到人民幣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1/4，是美國的1.5倍。尤其是M2與GDP的比例高達188%，創下歷史新高，而同期美國M2與GDP的比例為63%，僅為中國的1/3。二者間較大的差距，使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然貨幣嚴重超發，這也成為了一些媒體把“全球最大印鈔機”的高帽送給中國的最主要依據。
對此，專家認為，表面上看，用中美數據作對比，這個結論貌似有一些道理。但若要從理論層面去分析，或做更大范圍的國際比較，這個判斷下得多少有些草率。尤其是僅以M2數量龐大及與GDP比值偏高就“確診”中國貨幣超發，顯得過于簡單化和片面化，這種論證沒有考慮各國貨幣供應統計口徑差異、融資結構區別和經濟發展階段特點等因素。
“即使中國目前的發鈔量比較大，但也不能因此忽視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簡單地作出中國貨幣超發嚴重的判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只能說合理的發鈔應該同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相適應，比如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再次增量發行就是一種過度發行。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認為，由于過去中國所統計的實體經濟只涵蓋物質部門，不包括服務業，所以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及經濟快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很快就超過當時統計口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表現為超經濟發行，即所謂“貨幣超發”。但實際上，貨幣供應不僅要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還需滿足服務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
在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看來，中國M2與GDP比值較高由來已久。造成這一比例較高的原因，一方面與中國的貨幣化進程相關，以往很多非市場交易的產品開始進入市場，自然需要更多的貨幣；另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社會融資結構相關，社會融資結構中大部分的融資來自銀行，M2必然很高。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分析認為，首先，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我國貨幣需求水平不斷上升，表現為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平均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導致M2與GDP之比不斷上升。其次，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出口高增長以及累積的外匯儲備，已經嚴重改變了貨幣創造的機制和供給結構。最后，高度投資依賴也是推動貨幣被動超發的重要原因，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國有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導致金融資源效率下降，維持經濟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信貸和貨幣投放。
事實上，“貨幣超發”只是一個表象，其背后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和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中國貨幣化過程存在著與其他國家迥異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其核心是政府主導要素貨幣化分配，國際資本循環下的“被動創造”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張茉楠表示，如果不通過深化改革，更多地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體，不改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促進金融領域全方位變革，中國的貨幣超發現象僅靠央行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是很難改變的。
周小川指出，2008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政策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樣，它肯定也會帶來一些副作用。貨幣政策有時間滯后性，有些效果不會馬上顯現，有些現象也會滯后反映出來。宏觀經濟調控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需要適當加大力度，危機過后則需要一些反向的調整。
張茉楠表示，就貨幣論貨幣永遠走不出貨幣的迷局，必須“跳出貨幣看貨幣”，淡化政府主導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改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促進金融領域全方位變革，這樣貨幣超發的局面才可能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