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傳統觀點，地方金融是指由城市商業銀行等中小型銀行機構，以及小額貸款公司、典當、擔保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所組成的金融體系。本質上，區分某種業態是否屬于地方金融的標準，是地方政府能否在其中發揮重要影響。
　　自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我國地方金融發展的核心，一度是圍繞處理好局部金融風險引發的困境。隨著2003年以來經濟快速增長與金融地位的提升，地方金融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且更多與地方集聚金融資源、服務產業發展等目標結合了起來。
　　可以說，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演變，促使我國進一步看清了自身經濟結構的缺陷，也看到了金融體系的不足以及蘊含的風險。加快金融改革和創新逐漸成為各界共識，而地方金融如何在其中發揮作用，也成為改革重中之重。筆者判斷，2013年大約有這么幾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地方金融改革重點。
　　最值得重視的，當然是在新形勢下如何構建多層次金融管理體制，進而適應大國經濟體中區域差異極大的金融格局。十八大強調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監管，而促進地方金融體制改革也已納入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適應國情，推動地方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在避免地方政府行政干預風險的同時，以市場化機制來實現地方金融與經濟的對接，已經成為未來平衡金融發展效率與安全的核心環節。
　　由此，地方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將面臨雙重動力，在繼續加快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時，各地方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斷涌現。在此過程中，一方面，怎樣同步推動頂層設計，進而實現雙向改革的配套，成為妥善安排改革節奏的重點。另一方面，地方的創新試點不應只是個謀求政策和利益傾斜的過程，而應實現兩個有利于的原則，即：能否有利于國家層面金融改革試點的突破，是否有利于地方企業發展與居民福利改善。
　　必須強調的是，有效的地方金融競爭，不應只是金融機構的集聚、金融市場的設立，而還應提升和完善地方金融體系服務功能。就此角度看，地方金融改革要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思想，依據自身特色，發掘優化地方金融服務的主線索。例如，在沿海港口城市，實體經濟最大特色就是開放型、海洋型經濟，因此，以金融服務港口經濟為主線，就能全面梳理其地方金融發展中的線索。再比如，對于以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城市來說，重點則在于為新型工業化提供配套金融支持，促進產業與金融的結合。
　　整體上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最大前提，是適應新型城鎮化帶來的金融需求。現在，地方政府在城市化中的投資職責在不斷加大，而房地產市場調控、地方融資模式約束等因素，都限制了地方政府財力的擴充。從金融角度看，尤其需要探索創新模式。如更好地將地方政府的資產證券化，或把融資平臺的債券改造為項目收益型的市政債券等等。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還意味著金融發展應有助于經濟模式的優化。例如，十八大提出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對于諸多GDP和人均GDP已走在前列的大中城市來說，為了加強環境和資源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促使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無論從投融資需求還是風險管理角度看，綠色金融都大有可為，這也是促進地方金融服務創新的重點。
　　健全地方金融服務的另一側面，則是創新地方的“民生金融”模式。在為改善民生提供優質服務方面，地方政府理應為金融業創造良好環境，以關注金融支持就業、住房保障等方面的著力點，探索有地方特色的民生金融實現模式，使其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發揮更大作用。
　　無疑，民生金融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值得發掘。例如，一方面，十八大提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地方政府可就此展開分析，探討究竟該如何引導金融機構開展金融創新，發展現代化地方財富管理體系，進而滿足不同層面人群的投資需求，為居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進國內消費是未來重要方向。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地方，應走在提升消費需求的改革前列，推動新型消費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相對落后的地方，則應加緊構造健全的基礎性消費金融支持體系，盡力滿足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
　　說到底，地方金融的發展是為國家層面的金融體系夯實基礎，因此更離不開金融“硬件”和“軟件”建設。對于前者，如為了促進地方金融規范發展并推動制度試點，地方可推動金融法制建設，成為國家金融法制的重要補充。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溫州的民間金融規范等，都在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對于后者，當前如金融信息和設備、支付清算體系等金融基礎設施，不僅支撐了地方金融深化，而且對提升地方金融競爭力都有積極效應。
　　地方金融也可與財政體制優化組合起來。例如，在各地財政收入面臨增長壓力時，與其用財政資金“撒胡椒面”，或用效率較低的直接支出模式，不如引入包括項目融資等在內的金融創新手段，更多發揮 “四兩撥千斤”的乘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