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地方“兩會”，很多省市在提出未來五年及2013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設定了較高的居民收入增長目標。根據這些增長目標，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可能在部分省份提前實現。
　　設定增長目標，比如GDP翻一番等等。這是由后發追趕形態決定的，而“后發”也決定了中國增長空間的潛力巨大，得益于政府有計劃的目標與政府調動包括制度與自然資源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增長保持奇跡般的增長速度。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上創造了全球第二的成績，收入分配不公正卻成為一大挑戰需要及時應對。因此，中國政府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到2020年人均國民收入倍增的計劃，以實現包容性增長，讓全體公民享有經濟增長的收益。
　　現在的問題是，在收入倍增計劃之下，更需要及時解決社會公正問題。
　　如果繼續強調GDP增長優先，會讓公眾擔憂分配公正惡化。因為人均國民收入倍增必然是由經濟成長主導，其實現必須基于高速經濟增長帶動國民收入增加。所以，在增長的基礎上，后續的分配尤為重要。
　　在過去十年，國民薪酬收入的GDP占比持續下降，更多的財富通過稅收流向了政府以及企業利潤留存，這種格局又為政府和企業不斷的投資提供了可能，經濟增長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由于中國大部分人口屬于中低收入者，薪酬收入過低又導致中國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引起經濟結構的失衡。想要修正失衡，必須增加國民收入以提高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不公正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權利的不平等。因為，如果僅僅從法定的薪酬而言，中國各群體差距并不太大，造成差距大的原因是一些群體的灰色收入以及額外的獎金與福利。而真正市場部門的由能力決定的高收入者，也要繳納很高的個人所得稅與個人承擔的社保，但對灰色收入與擁有特殊福利群體而言，他們不用承擔過多稅收與社保。
　　拉大貧富差距的還有資產性收入，在過去的十年，地產價格飛速增長，行政、事業以及國有機構等部門，在住房貨幣化改革中以低廉的價格購買了公共住房，這些住房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區，其增值收益暴漲。同樣在過去十年，貨幣存款利率至少有一半時間為負，這種局面為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創造了條件，因為富有者可以通過抵押貸款購買更多的地產，而窮人積累首付則必須不斷儲蓄，但往往儲蓄追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這出現了富有者占用了窮人儲蓄收益，并在房產升值中大發其財，而房價上漲又讓更多的窮人受傷。
　　因此，收入倍增計劃必須與收入分配改革結合才有意義，實現“中位數”的增長，而非人均增長。不進行分配制度改革的收入倍增計劃，效果不會很好。而要實現更公正的分配，首先就需要打擊腐敗，改革壟斷企業，并大幅減稅，在過去十年，財政收入增長遠遠高于GDP增速的局面，應該被改變。
　　在創建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基礎之上，中國還必須保持較高速的增長，才能實現收入倍增計劃。那么，這就要求政府不能繼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因為若要靠投資支撐，政府必然會繼續征收較高的稅收，土地財政還會繼續，原有的發展模式仍然不會改變。
　　也不能繼續以較低的利率、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因為這種刺激式增長有很大的水分，通脹威脅在過去幾年揮之不去，在兩位數的GDP增速下，人們仍然無法承受3%-4%的CPI，說明增長并沒有惠及普通大眾，通脹成本令人擔憂。除了收入倍增，解決高物價問題也會提高民眾的支付水平。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后，國民收入增長停滯，但生活水平并沒有惡化，因為物價也凍結了。
　　由于勞動力供需出現了拐點，在過去的幾年，基礎工資被迫出現持續的上漲，但并沒有出現大量失業現象。這說明中國工資性收入可能出現剛性的上漲過程。政府要做的應該是，逐步降低企業的稅費成本，讓市場配置要素以提高經濟效率，鼓勵創新，開放更多的壟斷性領域，讓市場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活力，與此同時，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加大公共領域的投入。因此，政府撤出市場轉向民生，是中國繼續保持高增長的前提，也是實現更公正的“人均收入倍增”計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