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千元工資，得開9種證明；“來4次還嫌多，還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盡管多部門聯動推動“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無助與無奈，頻繁遭遇“彈簧門”。
　　每到歲末年終，便會出現農民工討薪的高潮，種種無良拖欠的細節，種種哭告無門的窘迫，以及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藝術”都會集中涌現。事實上，農民工一旦遇老板不淑，遭遇惡意欠薪，往往會遇到三種情況：一種是被強勢的欠薪者轟趕，甚至毆打；一種是進入了司法程序，經過漫長等待打贏了官司，可是仍被資方以各種理由拖著不付，或者以“上訴”為名把官司拖進下一個回合；還有一種是求助于勞動仲裁部門，隨之掉進了“程序迷陣”。沈陽一位勤雜工為討千元工資，被勞動部門要求填寫多個表格，出示9種證明：“終止勞動合同證明書”、“公司登記情況咨詢卡”、“仲裁爭議申請書”、“勞動爭議案件證據清單”……否則不予立案。也就是說，遭遇欠薪的農民工要么依憑個人力量與用人單位或無良老板去抗爭，要么就得適應另一套完全陌生的話語方式，才有可能獲得有關部門的臂助。
　　然而，想在“程序迷陣”中突圍不易。一方面，農民工多數都文化水平有限，平時以體力勞動為主，看見表格和文書就會犯暈，想把那些證明材料的名目搞清楚都難，更不要說進行嚴謹、正規的填寫。如果辦事窗口的工作人員態度友善、悉心指導，他們或許還能順利完成，然而他們在辦事大廳的遭遇往往是：語焉不詳的只言片語，一字寫錯就打回重來，面無表情的回避和推諉。如果他們有自己的律師也行，但有幾個被欠薪的農民工雇得起律師？
　　更嚴重的問題是，仲裁部門所要求出示的某些證明，本就極難取得。農民進城打工，限于自身的知識、視野和處境，往往沒能與用人單位簽下規范的勞動合同，這就為事后取證出了大難題。用工協議、考勤卡和工資單可能原本就沒有，也就無從獲取。即使有些證明能補開，那也需要用人單位的配合。然而單位和老板既已鐵了心欠薪，怎么會謙恭友好地出具相關文書，以便讓討薪者告贏自己？
　　幾年前，在河南塵肺病患者張海超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職業病鑒定中的程序悖論：工人要想證明自己患了職業病，需要用工單位配合出具相關證明，有鑒定資質的醫院才肯接單。這個“與虎謀皮”的政策設計，直接導致了職業病鑒定的“死循環”，張海超萬般無奈之下只能冒險“開胸驗肺”。現在，討薪的農民工遇到了相似的困境，僅僅立案一關就很繁難，而立案之后能否討回薪水還在未定之天。
　　從“勤雜工討千元工資需開9種證明，遭多部門踢皮球”的報道中，我們隱隱感覺到：在某些地方，相關工作人員用文書門檻和程序遲滯，將討薪者置于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尷尬中。他們在拖延和等待中很可能失去耐心，自行作罷。這就不免讓人生疑：有關部門的立場是否站在農民工的一邊，究竟有沒有誠意幫助他們？工作人員做事的出發點何在，究竟是要解決問題，還是要拖掉問題？沒錯，辦任何事情都要講程序，基本的情況登記和信息甄別是必要的，但程序究竟是服務于人還是成了推擋工具，從程序本身的合理性和工作人員的態度上，不難分辨出來。
　　農民工討薪是個老大難問題，他們自身的力量微弱，政府部門必須為此承擔更多的責任。辦法不是沒有，事前可預防：有專家建議設立“工資支付保證金制度”，用人單位事先向工會繳納保證金，如有賴賬之意，則從保證金中支付工資；事后可嚴懲：政府部門手握處罰權，惡意欠薪一旦查實，就對相關企業和個人課以重罰。重要的是，相關部門要在其位、謀其政，以幫農民工討薪為己任，建立維權的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