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伴之而來的大蕭條極大地摧殘了美國經濟和千百萬民眾的生活，然而美國終將從創傷中復蘇，并完成大范圍的經濟轉型。歐洲也會經歷類似的回暖進程，但將需要更長的時間，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美歐都將從危機中增強自身，因為危機觸發了廣泛的經濟結構調整，主要包括財政、銀行系統、制造業以及勞動力市場等領域的變革。這些改變也驗證了，全球資本市場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力量，足以促成常規政治手段無法實現的轉變，進而使得美歐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龍頭。
盡管危機可以激發改革，但并不意味著危機的傷痛是值得的。失業和政府緊縮政策使大西洋兩岸備受煎熬，危機也導致收入不平衡程度加深，社會結構更為脆弱。但這些都是眼前的傷痛，危機引致的社會經濟轉型將在長期中發揮效力。
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認為，相比商業周期而言，金融危機帶來的衰退的復蘇更為緩慢和動蕩，美歐的復蘇進程也印證了這一論點。然而從歷史中看，金融危機之后經濟更加繁榮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韓國，在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苛刻的救助計劃、改進金融體系、增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之后，經濟出現騰飛。
1994年比索危機之后，墨西哥經濟一直表現良好，類似的現象還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發生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同上述危機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們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即資本市場排斥舊規則，進而引發經濟結構調整。
房地產市場重獲生機、能源領域出現革命性技術、銀行體系得以改造、制造業行業更具競爭力，這些因素將會支撐美國經濟在未來的增長。同時，奧巴馬的再次當選和財政懸崖也促使美國縮減赤字，為國家債務尋找出路。
首先，美國房地產市場在經歷重創之后，現在有望成為持續的增長點。歷史上，每當美國房地產長期下行之后，都會反彈到很高的水平。2000年至2004年間，美國平均每年新建單戶家庭房屋140萬套，危機之后，這一數字下降到50萬套，房屋銷售數據下降了三分之二。1980年到2005年中，住宅投資約占GDP的4%，而2008年后平均僅占GDP的2.5%。
盡管房地產崩盤對眾多無力償還按揭貸款的民眾而言不啻于一場災難，但也清除了過剩的產能和膨脹的需求，從而銀行得以提高抵押貸款承銷標準，證券化市場和住戶對抵押貸款和住房權益融資的態度也更加理性。如今房地產市場已面臨拐點，標準普爾/凱斯席勒20個大城市綜合指數自2012年3月后漲幅逾8%。房屋供給的減少、抵押貸款渠道的寬松、人口增長以及新家庭組建比例的回升將會推動住宅價格繼續反彈。住宅投資在接下來的5年中有望增長15%~20%，僅此一項就可為美國GDP年增長率貢獻1個百分點，增加約400萬個就業崗位。
第二，新技術將開啟美國油氣生產的新紀元，水力壓裂和水平鉆井技術徹底改變了油氣開采現狀。2012年美國天然氣產量達到650億立方英尺/日，較5年前增長25%，為歷史最高紀錄，頁巖氣對此貢獻最大。美國的原油產量也突飛猛進，2012年美國原油和其他液態碳氫化合物的產量增長7%，達到1090萬桶/日，為1951年以來的最大年度漲幅。
美國能源部預測2013年美國液態碳氫化合物產量仍將增長50萬桶/日，國際能源署則預測美國將在2017年超越沙特阿拉伯，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能源行業的繁榮可能在接下來10年中推動美國GDP增長3個百分點，并增加約300萬就業。美國有望將石油進口量縮減三分之一，改善國際收支狀況。隨著油氣產量的增長，美國消費者人均每年可節省開支1000美元，為刺激消費和經濟增長提供額外動力。
第三，2008年后，美國銀行資本結構調整不斷推進，銀行資本和流動比率的改善超過預期。各大銀行均通過了美聯儲的壓力測試，并提前達到了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要求。中型銀行的狀況更加喜人，多數銀行迅速剝離了不良資產。大銀行和中型銀行從公共和私人部門中補充了大量資本，并調整了管理團隊，市場關于銀行體系穩定的質疑很大程度上已經煙消云散。
美國銀行業的貸款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國企業的未償還貸款高達1.45萬億美元，過去4個季度均呈兩位數增長，消費信貸也增長迅速。信貸規模在接下來幾年中仍將持續擴張，繼續推進GDP增長。
第四，金融危機倒逼美國制造業提升效率。盡管其他工業化國家生產成本持續增加，美國的單位生產成本較10年前降低了11%，中美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差距不斷縮小。2010年后美國制造業新增就業50萬人，并且這一增長態勢仍將持續。汽車行業是美國制造業的轉型的最好體現，2005年美國的汽車制造商每小時勞動成本比外國制造商高40%，而現在雙方成本基本持平，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車三大汽車公司重新收復在北美的市場份額。
房地產市場和能源行業的復興有力推動了制造業的發展，住宅建設以及相關的工業品為制造業提供了巨大市場，油氣價格的下降也會降低制造業的成本。
最后，華盛頓當局解決國家債務問題的可能性提高。奧巴馬將削減赤字作為新任期的首要任務，共和黨在選舉中失利，他們的反對增稅的訴求缺乏公眾認可。雙方達成削減赤字協議的可能性提高，將有力提振企業和投資者信心。
相比美國，歐洲目前從危機中脫身，實現更加繁榮的增長的難度更大。這一方面由于歐洲債務和銀行業危機爆發較晚，另一方面，歐洲需要統籌區域內不同國家的訴求。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大多缺乏彈性，因而歐洲是否能借助危機實現大范圍的經濟結構轉型尚未可知。但經濟調整是歐洲的必由之路，歐元區也不斷做出艱難但積極的嘗試，逐步邁向財政同盟，推進銀行業改革，提升各國出口競爭力。
歐洲也有在金融危機中通過經濟結構改革實現強勁增長的先例，比如上世紀90年代的瑞典。1992年，瑞典銀行系統出現危機，失業率攀升至12%，進而導致了大范圍的經濟、財政和銀行業改革。當局采取增加稅收，放松對電力和通訊行業的管制，削減公共開支等措施提升競爭力，促使經濟復蘇，最終在1994年實現4%的GDP增長。
歐元區各國政府正在做著試探性的努力。
首先，財政方面，歐元區有意向成立一個中央財政機構，借以約束各國預算和債務。歐元區國家或許不會贊同完全排斥國家預算的財政同盟。事實上，財政同盟只要保持在金融市場中的可信度，就可以發揮效用，因為它可以通過影響市場實現約束目標。
其次，歐元區決定賦予歐洲央行監管各國大銀行的權力，建立起現代、透明和獨立的銀行管理體制，也使得歐洲央行在功能上更加靠近美聯儲。要完全修正銀行系統的漏洞，歐元區還需要建立類似美國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的制度，救助西班牙銀行業是邁向這一制度的第一步。歐洲穩定機制（ESM）為西班牙銀行業提供了救助資金，條件是其必須徹底清理資產負債表。如果這一措施可在歐洲范圍內實施，將催生更為健康的金融體系。
第三，歐元區生產率逐步提升。由于缺乏匯率工具，歐元區各國紛紛通過內部貶值提升生產率。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多數歐元區國家，2010年后單位勞動成本出現顯著下降。同時，勞動力市場的改革也在推進，比如控制最低工資要求，放松對雇傭、解雇和離職的限制。
第四，外圍國家出口競爭力提高。外圍國家長期同德國和其他北歐國家保持逆差，但隨著出口成本的降低，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經常賬戶赤字不斷縮小，希臘的出口也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最后，各國政府通過削減開支，為私人部門騰出投資空間。歐元區17國的整體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4.1%，盡管仍有很多國家赤字占GDP比重超過3%的規定目標，但危機的壓力將迫使歐洲繼續壓低公共開支。
縱觀現代歷史，金融危機在給經濟社會帶來陣痛的同時，也時常推進結構調整，為下一步騰飛奠定基礎，這一現象在美國和歐洲得到證實。如果雙方改革進程得以延續，則歐美有望從危機中涅槃，再次領跑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