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等匯豐銀行從“洗錢”漩渦以及巴克萊銀行等金融機構從Libor“操縱案”中掙脫出來，歐美銀行再曝丑聞。有著500多年歷史的意大利帕斯基山銀行日前自曝，該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及其他交易中損失了7.2億歐元，還通過偽造銀行平衡表和盈利數據以掩蓋交易虧損欺騙投資者，并向意大利央行和檢察機關瞞報相關事實。帕斯基山銀行破產倒閉已指日可待。
　　作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與歐債危機的推波助瀾力量，歐美銀行理應有更多反思和自省。為了攫取暴利而不惜推出帶有“毒性”的高杠桿金融工具，或為了分割房地產行業的誘人蛋糕而不惜放大自己的風險敞口，歐美銀行的創新和冒險之舉實際都是建立在愈來愈濃厚的高薪文化基礎之上，而高薪文化熏陶出來的員工必然是見利忘義或損人利己的投機分子。無論匯豐的“洗錢”丑聞，還是巴克萊操縱Libor劣行，都足以說明盛行于歐美銀行之中的高薪文化并沒有隨著金融危機之后監管力度的收緊而淡化，相反甚囂塵上。顯然，簡單的外科手術，對于歐美銀行已無濟于事，而必須敦促和引領其進行深刻的文化再造——從高薪文化矯正到敬業文化與服務文化上來，其中法律和股東等各種對銀行高薪實際規制和監督力量的強化不可或缺。
　　與金融危機期間千瘡百孔的凄慘之相完全不同，今天的歐美銀行所交出的成績單似乎證明即將再現往日風光，盡管如此，也并不足以讓銀行好了傷疤忘了疼。反觀并不久遠的歷史，如果沒有政府的強力救助，高盛、美國銀行不可能咸魚翻身，如果沒有納稅人的慷慨解囊，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德意志銀行業難逃被國有化的劫難。然而，“不寬不窄的門縫，是橫亙在你我之間的海洋”，詩人狄更斯的名句也許可以形容面對著消費者歐美銀行的最大缺失——誠信。據伯克萊資本基金會最近的一項調查，有一半以上的機構投資者并不信任銀行關于其資產風險的估算，有六成左右的對沖基金經理完全不信任銀行推出的金融產品。因此，為了喚回誠信，應當像《巴塞爾協議III》所嚴格確定的銀行自有資產比率硬性標準那樣，國際銀行業聯盟更應制定出為股東、客戶和消費者服務的信用標準。
　　必須承認，在人們對銀行的信任度降至冰點時，歐美金融巨頭們內部控制機能的萎縮生態也裸露無遺。從產品輸出到市場終端，歐美銀行并不缺乏健全而完善的全程風險與合規內控體系，主要問題出在內控執行力羸弱。正如匯豐銀行合規部主管巴格利辭職時所言，由于自身權力有限，根本無法控制系統內的全球合規部門，甚至監控部門只停留于制定制度的層面。因此，按照西方市場原教主義和契約精神，真正行之有效的銀行內控機制不是僅有物理機構，更需要精兵強將；不應是空乏其名，而應有規章之約；不是縮手縮腳和心有余悸，而是獨立行權和游刃有余。
　　然而，寄希望于銀行的反思、徹悟和糾錯并最終自我走上正軌無異于癡人說夢。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匯豐銀行零售與財富管理業務主管保羅·瑟斯頓把匯豐“洗錢”的錯誤歸咎于墨西哥“挑戰性的”環境，如其員工面臨的綁架、勒索和賄賂風險等；面對紐約州金融局的指控，渣打銀行CEO戴蒙德表示修改Libor是受到英格蘭銀行負責人的暗示。顯然，面對自己的過錯，歐美銀行高管們并沒有反躬自省，而是更多地在推脫責任和尋找替罪羊，自然他們也不會輕易地改變自己所迷戀的高薪文化以及管理方式。因此，勘正歐盟銀行業，必須強化外部監管和整肅的力量。
　　銀行“大到不能倒”是監管者所面臨的心理障礙和客觀難題。正是如此，金融危機以來由監管層所推動的歐美銀行業改革不是零打碎敲就是修修補補，許多制度與結構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如今，歐美銀行風險與違規行為主要由投資部門所引起，因此，在目前銀行零售部門和投行之間并不能建筑起有效“防火墻”的前提下，作為一種戰略考慮，政府可牽頭拆分銀行，將投行業務部門從銀行中分離出來，以切斷其與零售部門之間的利益輸送臍帶。
　　必須強調，金融創新是銀行的天然職能，但同樣也應是監管機構的職責。如隨著金融創新，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品和銀行業務方式成為洗錢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歐美金融監管層的視角就不應還停留在銀行傳統業務上；又如，在Libor變革問題上，如果不能摒棄對傳統報價方法的固守態度，就無法通過增加報價行數量、采用實際交易利率等新方法封堵銀行的操控空間。
　　以繳納罰款與監管者達成和解，是時下歐美金融監管機構的慣例，難怪即使金融巨頭在金融危機中興風作浪，或在業務處理中坑蒙拐騙，卻至今不見有任何銀行家為此鋃鐺入獄。民眾對于銀行每次總能以金錢輕松贖罪已越來越難以忍受。因此，面對信用缺失的嚴峻考驗，歐美銀行，監管層會否在開出巨額罰單的同時，踩大事前監管的“油門”以驅動銀行加大信息披露力度、針對銀行高層實行凌厲問責制，世人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