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央企在境外的法律風險主要以合同糾紛為主，而隨著業務的深入已經逐漸擴展到各個領域。有的糾紛不僅涉及一家或幾家企業，甚至可能波及整個行業。而且損失也在加大。這些糾紛一旦敗訴，就會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有的還可能被排擠出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整個市場。
1月28日，有消息稱，中國鋁業旗下公司在秘魯的一處礦山遭遇當地居民的拆遷索賠。該消息援引《紐約時報》的報道稱，由于當地部分居民反對搬遷，中鋁需要支付3億美元的拆遷費用，是其原計劃賠償費用的6倍。此外，“該礦運營成本低廉但此前卻無人問津，也令人不得不質疑其中存在問題”。
不止是秘魯項目，中鋁在蒙古的項目近期也遭遇了合同糾紛。盡管中鋁正與蒙古相關企業進行溝通，但還是凸顯出，部分央企在“走出去”中仍遭遇了法律、文化等種種沖突或風險。專家認為，不僅需要相關部門站出來為央企保駕護航，減少國有資產的損失，另一方面，還需要央企運用當地的法律條文，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可查資料顯示，中國鋁業2009年斥資8.6億美元在秘魯購買了位于秘魯中部的莫羅科查（Morococha）礦區的特羅莫克（Toromocho）銅礦，并計劃投資22億美元進行建設。據預估，該礦山所蘊藏的銅、銀、鉬等礦產的價值高達500億美元。一項公開的招股書（中鋁計劃讓該礦山赴港上市）顯示，該銅礦約含銅資源1000萬噸。
2009年9月，路透社曾報道，中鋁從2010年初開始建設，并將在2012年最后一個季度投入生產。據外媒的預估，該露天銅礦預計可開采30年，在頭10年，每年銅產量料約為21萬噸，并可帶來不菲的收入。然而，截至2013年1月，中鋁卻在當地遇到了難題。
據報道，“在一切開采工作就緒之際，中鋁在安頓礦山周圍居民時卻遇到了難題。”據介紹，當地莫羅科查小鎮有5000名居民。為了讓他們搬遷，中鋁在大約10公里以外建起了一座新鎮Carhuacoto，“該鎮規劃良好，基礎設施齊全，甚至還建造了一條運河，以防附近的水壩因地震坍塌而發生洪災”。
然而，據《紐約時報》報道，中鋁的拆遷引起當地部分居民的不滿和抗議，有幾百名當地居民進行了游行抗議、拒絕搬家。《紐約時報》還引述莫羅科查鎮長馬西亞爾·薩拉梅的話說，“我和其他居民并不反對搬遷，但希望獲得3億美元賠償。”他們還希望，中鋁礦業保證居民能在新的銅礦場就業。
據外媒報道，中鋁對該項目的總投資，最初計劃是5000萬美元，一旦真的支付3億美元，項目的投資額將大大超過原先的計劃。
“這是央企‘走出去’過程中普遍遇到的問題之一：沒有盡量調查或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即前期工作沒有完全做好。同時，在進入該礦區時，也沒有完全調查秘魯有關礦業糾紛的背景。”江蘇諾法律師事務所吳俊鋒律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有報道顯示，2011年，秘魯有接近200宗由資源開采引起的沖突。
“現在的最佳選擇是，能否利用當地的法律武器和公關資源，和當地的居民重新進行協商。”他說，“同時，有關企業可以聘請當地的律師團隊，以盡可能地達到最佳調和效果——既不增加成本和風險，又能安置當地居民。”
但去年年底，據外媒報道，中國鋁業的官員表示，“他們不會強迫任何人搬遷，當地居民在受采礦影響之前，還可以在原地居住8年。”對此，記者試圖進行求證，但截至發稿，并未得到實質性的信息。
事實上，中國鋁業近期遇到的麻煩不止是秘魯的銅礦項目。《華爾街日報》1月24日報道稱，蒙古政府官員當天表示，將取消與中鋁股份公司簽訂的煤炭供應合同。資料顯示，蒙古國有煤炭企業珍寶TT公司（Erdenes
Tavan Tolgoi
LLC.）2011年7月將價值2.5億美元的焦煤出售給中國鋁業。
“蒙古政府現在認為，原合同條款沒有給蒙方帶來益處。”該官員對《華爾街日報》稱，“作為合同取消決定的一部分，蒙古將向中國鋁業償還欠款。”他補充說，“這是企業之間、而非政府間的事。”
在一份見諸報端的聲明中，中鋁強調，“協議經過中蒙兩國政府審批，符合國際商業規則，具有法律效力。”中鋁稱，過去的一年多時間內，在雙方公司的努力下，協議得到了較好地履行，達到了合作共贏的目的。
對于合同執行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珍寶TT公司的經營因全球和中國煤炭市場持續下跌而出現的暫時性困難，中鋁稱，“將在維持合同根本性條款不變的前提下，真誠地與珍寶TT公司研究解決問題，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聲明顯示了中鋁的良好姿態和合作態度。但就法律層面看，與上述秘魯項目類似，中鋁是不是可以更深度地了解當地的法律體系，抓住蒙古法律中的細節條文，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吳俊鋒說，“另外，雖然各國法律體系并不相同，但在合同糾紛上，都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中國鋁業的上述案例或非個案。事實上，去年10月，國務院國資委就在網站發布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中央企業法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稿稱，央企境外法律風險防范正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
“以前，央企在境外的法律風險主要以合同糾紛為主，而隨著業務的深入已經逐漸擴展到各個領域。有的糾紛不僅涉及一家或幾家企業，甚至可能波及整個行業。而且損失也在加大。”黃淑和說，這些糾紛一旦敗訴，就會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有的還可能被排擠出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整個市場。
“我們應打造一個風險防范體系，無論是人才、法律、政策和保障體系，現在基本上我們還沒有。所以，現階段企業要防范，政策層面也要給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人才方面也要加大培養的力度。否則的話，企業走出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里面就會陷入一個法律風險的陷阱。”經濟學家馬光遠在接受中廣網采訪時說。
事實上，國務院國資委去年4月提供給《國際金融報》記者的上述文件也曾強調，“目前中央企業境外投資仍在初級階段，還存在一些需要關注的問題：境外投資為企業戰略服務的意識不強，投資項目前期研究不夠深入，投資風險控制能力和利用全球資本市場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