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輿論焦點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國“舌尖上的浪費”——美食大國突然間變成了媒體聚光燈下的浪費糧食大國。 據稱,中國餐桌上浪費的糧食令人咂舌,尤其是在全球糧食價格持續看漲、糧食安全成為全球性難題之時,這種不合時宜的糧食浪費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在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冷靜思考一下這種浪費背后的根由。 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人的餐桌折射出社會的運行邏輯。因為,中國很多事情都是在飯桌上解決的。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的經濟就是一種餐桌經濟。 中國人辦事喜歡遵循熟人社會邏輯,相對于制度化的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最好的聯絡形式就是宴席。而中國最能掌握宴席話語權的是擁有資源分配權的各類決策者,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國餐桌豐盛程度跟用餐者權力呈正相關。一言概括,舌尖上的浪費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舌尖上的權力。 由于這樣的宴席的貴賓已經常宴不厭,對宴會本身的關注往往形式重于內容,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已司空見慣,所以吃常常流于形式,只是淺嘗輒止,浪費是必然的。筆者了解到,邀請一些重量級的決策者,必須提前預定會所私房菜,而且還要是熟人才能訂到位置,在這樣的會所消費,一擲數十萬元也稀松平常。 據筆者所知,西部某省一位企業家進京跑一個部委扶植項目,在評審關鍵時刻抓到了一位重要的評審委員。此時,正是午餐時分,但這位評審委員已用過餐,企業家還是把這位評審委員請到附近最豪華的酒店。這位評審委員開門見山就問:什么問題需要解決?最后,在喝好送好之后,這家企業從相關部門如愿拿到了1000萬元扶持資金,而這桌豪華宴幾乎紋絲未動進了垃圾桶。 對這位企業家來說,為得到千萬扶植資金而花去的這桌豪華宴席的費用是值得的,但對全社會來說,這個浪費最終都要攤到每個人身上。 這種因為資源決策權誘發的舌尖浪費,在每個人的身邊都可能發生,只是形式不同,數量各異而已。筆者曾與一位縣級市政府的副秘書長餐敘,該官員大吐苦水:自己已經半個月沒回家跟老婆孩子吃飯了,當晚已是他的第三頓,當時已吃到只出(吐)不進的慘狀。而筆者認識的另一位工商局副局長,每到下班時間都不敢接電話,因為都是宴請。這位局長還未到不惑之年,胃已動過大手術,他說只要自己愿意,每餐至少得吃三頓飯。 這樣的宴請由來已久。十多年前,在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筆者的一位同學透露,其父所在的縣級財稅官員在接受企業宴請時,財稅官員當場提出:企業主每多喝一杯酒,就減稅一萬元。結果場面之慘烈可以想象。 所以,筆者認為,我們在熱議舌尖上的浪費之時,應該反思背后的根由。上醫治未病,下醫治已病。 外國人常常對中國飯店如此多包廂倍感疑惑,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權力私密性運行的延伸,如何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不需要那么多私密的非正式場合,只是在辦公室解決,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中國古代不乏這樣清明的官場榮景。古代思想家荀子曾盛贊入秦(國)以后所見法家實行法治的盛況,認為“其百姓樸”,“其百吏肅然”,“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惆然莫不明通而公也”。秦國通過變法,官場一片清明,沒有什么應酬宴請,國力因此強盛。而其根源在于法治和宣導。 法敬畏其前,宣導鼓勵其后,社會風氣必然好轉。這也是為什么很多西方國家的法官普遍謝絕社交的原因,只有這樣,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得到有效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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