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后，人類對經濟的調控先后經歷了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時期和泰勒的通脹目標制時期，目前這些理論都已失靈，如果不能創新出新的理論，那經濟短期很難有起色。
　　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學派強調，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活動和物價水平變動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張貨幣發行增長率要保持不變的速度，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行事的貨幣政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聯儲基本上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把確定貨幣供應量，也就是m2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但貨幣的變動，主要是企業擴張的結果，因此貨幣學派在理論上就難以解釋，實踐上也不可行，美聯儲制定的貨幣增長目標因此沒法控制。
　　貨幣當然必須穩定，但卻不能固定，貨幣學派過度依賴貨幣，導致貨幣無法穩定，而要想讓貨幣穩定，則勢必要從主要依賴貨幣調節的宏觀調控走向主要依賴建設項目調節的微觀調控，前者調控的宏觀經濟，后者則是調控微觀市場。
　　經濟本身就是有周期，有波動的，所以將經濟波動歸結為政府的貨幣政策無法自圓其說，如果經濟本身波動，而貨幣固定不動，那豈不是整體經濟的波動更大？固定貨幣就像連環戰船一樣麻煩重重。
　　弗里德曼規則失敗后，美聯儲開始使用泰勒規則，這由斯坦福大學的約翰·泰勒于1993年根據美國貨幣政策的實際經驗，而確定的一種短期利率調整規則。泰勒主張保持實際短期利率穩定和中性政策立場，這樣就從固定貨幣回到了相機決策。在這套規則下，格林斯潘在位18年，美國經濟一直非常穩定。
　　但僅將CPI衡量的通脹目標作為美聯儲行為的依據，極大地忽略了金融資產市場對過多流動性的吸附，以及這種資產膨脹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更忽略了金融衍生市場對貨幣流動性的創造能量。比如，抵押貸款的多次證券化，無疑擴張了貨幣流動性的派生創造能力。這導致了美聯儲盯住的通脹率，倒是在既定目標范圍內，但超級資產泡沫及其帶起的經濟過熱如火如荼地升起，只是不在央行的視野內，因此非但沒有采取任何抑制舉措，反而在政策措施和信號上一再放縱，直到泡沫破滅并帶來了比惡性通脹還要嚴重的經濟衰退：“次貸危機”蔓延最終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機。
　　當前的世界，為什么中央銀行放了這么多水，商業銀行手中大把大把的現金為什么不放貸？真正的制約在于實體經濟缺乏投資機會，企業家對未來不看好，不愿意在這個時候借款，貨幣不可能真正刺激經濟。可見現代經濟之復雜遠非宏觀調控就能解決問題，而應更注重微觀調控，特別是財政和金融監管政策的運用，在經濟低迷時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信心，經濟過熱時用金融監管政策消除經濟泡沫。
　　由此而論，貨幣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將經濟波動歸結為貨幣政策是本末倒置，是倒果為因了。精準調控，其實就是對癥下藥，而不是盲目用藥，比如資本市場出了問題，那就直接治理資本市場，如果實體經濟出了問題，那就直接治理實體經濟，而不是不分問題的情況下盲目亂用貨幣政策，宏觀調控之所以問題多多，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貨幣政策的過度運用。
　　精準調控應該設立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上下限，使貨幣政策始終在一個比較溫和的范圍內浮動。中國自2012年以來，已吸取了以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教訓，在本輪保增長的調控中僅僅使用了逆回購這樣的溫和手段，外加項目投資，而沒有使用準備金、利率等貨幣政策猛藥，這其實就是微觀精準調控的表現。
　　人類總是在教訓中吸取經驗的，也是在變化中不斷適應的環境的，經濟調控從宏觀向微觀的轉變說是人類發展必然，也是調控技術不斷進步的體現。
　　人類生活在風險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都會導致新的風險。經濟之所以發生危機，肯定是結構出了問題，如果不從微觀上調整經濟結構，經濟危機的根源不可能消除，其次，將經濟危機歸結為人為因素，特別是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比如奧地利學派就是這樣，這是典型的陰謀論。人類共同的問題不能由個人承擔，制度缺陷造成的問題，也不能由個人承擔。
　　人類雖然總是面臨危機，但是每次面臨的危機卻有所不同，也就是人類雖然數次跌倒，但每一次卻是因為不同的石頭，而且是從沒有見過的石頭。這就是因為人類通過自己的智慧消除了產生危機的因素，但是人類不可能避免新的問題的產生。人類處理危機的能力是應該得到肯定的，政府的作用也是應該得到重視的。說到底，經濟危機最終都是通過完善政府職能來解決的，除了政府，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機構具備解決危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