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地方“兩會”的次第召開，目前已有19個省區市設定了兩位數的投資增長目標，11個省區市高于20%，其中貴州以53%位居榜首，天津以13%暫處最低，而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為15%。
　　今年各地投資大都定位為新型城鎮化、新興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等。不過，不論是產業升級換代的新興工業化布局，還是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配生而出的基建、交運等投資，市場較難清晰識辨出這些投資的全新含義。現在，我們需要事先就做好各種準備，以防新一輪投資中的一些部分如果加重地方政府和國企債務負擔、加劇地方債務負擔，屆時該如何應對。
　　內外需不足投資補——這既是以往經濟粗放增長的路徑依賴慣性，又潛存著投資不足的經濟周期風險。畢竟，最終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和歸宿，長期投資拉動終究面臨著誰來消化投資下的產能和資本過剩等問題。最終內外需增長乏力，本質上是投資不足風險的顯露。即由于消費品投資直接面臨產能過剩和內外需牽制，并壓低投資邊際收益率，長期倚重迂回生產周期長的資本密集型投資拉動，因需大量真實儲蓄資源支撐，一則不斷擠占迂回生產周期短的消費品制造業的資源，導致農業等消費品出現供給沖擊，加劇通脹陡峭化，一則在人口老齡化拉低真實儲蓄率下，資本密集型投資將面臨投資所需的儲蓄資源不可持續風險，最終導致大量資本密集型投資項目，可能積聚一定的經濟金融風險。
　　事實上，今年各地已面臨著投資不足的缺口風險。目前地方政府與國企負債已高達GDP的206%，在地方高債務、且居民最終消費已壓縮到GDP的35%左右下，新一輪投資無疑將面臨突出的真實儲蓄缺口問題。即要為新一輪投資籌集儲蓄資源，在居民最終消費儲蓄降無可降下，最終不得不通過通脹來完成投資資源的籌集。在通脹預期趨高下，私人部門將會不愿持有現金通貨，而傾向于盡快把錢花掉，并以實物儲蓄替代存款儲蓄，加之出口重鎮的東南沿海地區也開始通過投資穩經濟增長，新一輪投資將可能面臨高成本、低金融杠桿風險。
　　由此可見，當前摒棄經濟增長目標，尤其是以基建主導的地方投資增長，使地方政府投資真正回歸到公共服務領域，以實行公共服務均等化，將不僅可緩解投資不足帶來的經濟敞口風險，而且有助于真正貫徹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為最終消費內需提供動力，以助力經濟由投資拉動轉型為內需拉動。
　　具體而言，旨在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投資，盡管相比基建等投資對GDP增長不會立竿見影，但公共服務均等化如同增加居民的防護性保障，是對居民的減支和變相增收，這將有助于緩解居民擔心通脹預期而不愿持有現金，進而避免通脹風險，促進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向內需推動轉型。
　　同時，當前人口城鎮化慢于土地城鎮化，源自目前這方面的財政預算無法滿足人口城鎮化的較大公共服務支出缺口。而政府財政預算編制的公共服務化，甚至地方負債支出的公共服務化，將使城市吸納更多戶籍人口，增加城市居民消費潛力，這將為城市經濟注入增長活力，出現消費帶動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內生循環，使投資與消費、儲蓄協調發展，避免再度滑入房地產化、基建投資和土地財政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