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烏云尚未散去，英國脫離歐盟的陰影又擴散開來。在1月23日就英國與歐盟關系發表的專題講話中，首相卡梅倫不僅發出了“英國人民必須在歐盟事務上擁有話語權”的強勢聲音，而且向國際釋放出一個明確信息：如保守黨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英國最快將在2017年底舉行是否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投。
　　英國“脫歐派”一直在給卡梅倫施加壓力。去年7月，81名下議院保守黨議員投票贊成對英國的歐盟成員國地位舉行全民公投，4個月后，激進的脫歐黨派——英國獨立黨在遞補選舉中獲取了僅次于工黨的席位。這種變局讓卡梅倫所在的保守黨感覺到了威脅，他的盟友們甚至建議卡梅倫將“脫歐公投”寫入保守黨2015年大選聲明中。日前，占保守黨內三分之一力量的“新開端”團體擬定了一份《改變宣言》， 除提出“回收布魯塞爾權力”外，明確要求卡梅倫帶領英國逐步“脫歐”。當然，卡梅倫顯然無法對這一呼聲置若罔聞，他不能不考慮2015年大選的政治風險，正是如此，卡梅倫把以“脫歐”全民公投當作自己拉票的籌碼。
　　就像地理上不列顛與歐洲大陸一水之隔帶給世人的視覺感受總是若即若離那樣，英國對歐盟的猜忌和不信任古已有之。19世紀晚期，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高擎“不干預歐洲大陸事務政策”旗幟，而作為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并曾首屈一指的殖民強國，英國從未放棄成為歐洲霸主的美夢。二戰期間，丘吉爾曾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意圖聯合西方對抗前蘇聯，挾持歐洲成為獨立于美蘇的第三極力量。所以，上世紀50年代，德、法、意等國就煤鋼市場一體化向倫敦拋出“橄欖枝”時，英國卻以沉默表示了不染指的立場。雖然70年代在無奈之中不得不投靠煤鋼共同體市場這個“歐洲的金錢中心”，但卻打出了“入（歐）盟不入（歐元）區”的旗幟。自那時以來的40年中，英國堅守“疑歐”心態，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之間的關系從來沒有取得過任何進展。
　　而今，歐債危機的蔓延不僅使得英國的“疑歐”之心快速發酵，也加快了“脫歐”的腳步。一方面，處在歐盟權力之下的英國政府在危機期間不得不拿出大量資金援助與自己不屬于同一貨幣體系的歐元區國家，而且受歐債危機沖擊，英國經濟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連續出現三個季度負增長。這顯然加劇了英國人加入歐盟得不償失的固有心態。另一方面，歐盟為救助危機而出臺的系列舉措也讓英國寢食難安。如歐盟“財政契約”規定主要從事歐元交易業務的清算所必須設在單一貨幣區內，由此必然牽引許多金融機構及其相關金融活動從倫敦分流到法蘭克福或巴黎；還如歐盟將于2014年1月開征的金融交易稅有約60%至70%的數額將在倫敦征收，這將使倫敦每年多支付260億英鎊，英國人自然感覺自身利將受到極大的損害。
　　然而，英國“脫歐”的機會成本恐怕也是難以承受的。往近處說，今年6月，歐盟委員會將再次討論歐盟未來7年的預算，如果退出歐盟，英國將無法再次得到來自歐盟預算返還款的近27億英鎊的農業補貼，這將直接導致英國農業成本上升。朝遠處看，由于英國同歐元區國家的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量的50%以上，退出歐盟不僅將使英國喪失一半的出口貿易市場，同時還將丟失作為歐盟成員國所享受的關稅減免優惠。英國出口歐盟的牛奶和乳制品將會面臨55%的稅率，甚至有些商品的稅率會超過200%。更不能不讓英國掂量的是，倫敦作為歐洲最大金融中心能吸引全球最多的外國銀行分行，憑借著的正是其金融交易環境以及進入歐洲市場的便利地位，而一旦脫離歐盟，倫敦的這種地理優越形勢必不復存在，而且英國的外國銀行分行中有三分之一屬于歐元區銀行，它們必然伴隨著英國的“脫歐”而逃離。英國人受得了嗎？
　　除了懾于龐大的經濟與商業代價之外，卡梅倫的“脫歐”還直接受到了國際社會的羈絆。歐盟核心成員德、法在英國脫歐議題上的態度已從過去的遷就變成了現在的厭惡。法國總統奧朗德甚至在公開場合把卡梅倫稱作歐洲的“搗蛋者”，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表示將收回原本支持英國對歐盟條約作重大修改的決定，其與卡梅倫就歐盟條約討價還價的大門逐漸關閉。不僅如此，英國最密切的盟友美國也向卡梅倫政府發出了“英國如果脫離歐盟將會傷害美國的利益”的首次警告。
　　當然，面對外圍的壓力，卡梅倫不會輕易退縮，而會強調在讓英國人民決定之前，他會先與歐盟就英歐之間的關系重新談判。此舉旨在告訴歐委會，英國可能“正向退出的方向漂移”，除非能從歐盟贏得實惠，如允許成員國參與歐盟的決策過程等；甚至英國人可能希望歐盟會考慮讓英國效仿現在還不是歐盟成員的挪威和瑞士的模式——挪威是歐洲經濟區域組織的成員，瑞士則與歐盟簽訂有雙邊貿易協定——繼續與歐盟保持貿易交往。不過，對于英國人的小算盤，歐盟怕是不會輕易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