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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各省區(qū)市都在召開今年地方“兩會”。收入分配改革何時啟動，再次成為地方“兩會”最熱的焦點話題。春節(jié)以后將召開全國“兩會”，組建新一屆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xié)。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接下來全國“兩會”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亦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最棘手的社會難題。
　　每年全國“兩會”前，經(jīng)濟學家厲以寧總會緊扣當年經(jīng)濟社會熱點，提出一個相關觀點，今年厲老也不例外。26日，在2013年中國經(jīng)濟年會上，厲以寧關注的話題正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應以初次分配為重點……”是厲以寧今年的觀點。
　　收入分配改革已喊了整整八年，一直處于民間急與官方“緩”的尷尬現(xiàn)狀。在學界，就收入分配改革從何切題，兩種不同意見的對立日趨“尖銳”。
　　一派認為，初次分配是當仁不讓的改革重點。該派觀點的核心要旨，其實就是長痛不如短痛。從初次分配改起是立足于治本的收入分配改革。
　　另一派則認定，收入分配改革的啟動環(huán)節(jié)應當置于二次分配率先破題。持“二次優(yōu)先”的學界人士雖未詳陳理由，但其觀點的理論支撐不失務實，并與整個國家30余年改革所遵循的漸進原則相吻合。其觀點體現(xiàn)了“先易后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筆者主張二者同步改，這是建立于撇除情緒的沖動和思維的天真爛漫后的據(jù)實考量。簡單講，就是立足現(xiàn)實與可能，注重改革的可操作性。稍作展開，道理大體如下：
　　主張把初次分配列為突破重點，雖說更能迎合民意的共鳴和掌聲，但為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增加工資和福利，其前提是有錢可加。如果加薪幅度較大，所需資金盤子也更大。可問題在于，政府主推收入分配改革的抓手十分有限。為股份制企業(yè)、集體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內(nèi)的中下層員工加薪，政府能依法說上話并有權實施監(jiān)督的，只有制定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一條是硬的，其次是查處無良企業(yè)的欠薪行為。除此之外，占中國勞動者大頭的中下層員工能否實現(xiàn)較高幅度和較大力度的加薪，主要取決于員工所在企業(yè)和行業(yè)的贏利能力及勞動力供求關系。而當前，傳統(tǒng)競爭性行業(yè)的投入產(chǎn)出比已跌進歷史低谷，眾多企業(yè)本身靠政府減免稅費勉強維持，要想大幅提高員工薪酬并不現(xiàn)實。而理論上利潤率較高的新興產(chǎn)業(yè)，眼下已成批結出果實的只占少數(shù)，多數(shù)尚處于“開花”階段。至于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更多只能起到對物價上行的有限對沖。
　　“限高、穩(wěn)中、提低”作為收入分配改革指針早已家喻戶曉。可結合上文分析，“穩(wěn)中”已不易，普遍“提低”難度更大。如此一來，導致分配不公最為民間輿論所痛恨、最讓中低收入者感到不公而期待有明顯改變的無疑是“限高”。可“限高”操作也非易事，不妨拿央企作分析。作者所知，目前百余家央企的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有的還同時是海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薪資由董事會確定是法治原則，就算這類上市公司存在壟斷特性，政府想作“限高”也很難來“硬”，能夠維持收入分配改革前的薪資水平不再過分上漲都實屬不易。就算某些央企不是上市公司，政府所能限的也主要集中在歸國資委考核的管理層之內(nèi)。由于央企這些年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即使是壟斷性央企，底層崗位大多數(shù)員工的工薪并不高，甚至低于行業(yè)內(nèi)平均工資。央企內(nèi)員工工薪較高的主要集中在固定工這個群體，高到離譜的則是高管們的薪酬。由是，如果真正執(zhí)行《勞動合同法》遏制勞務派遣工之濫用，實行央企員工同工同崗同酬，央企用工成本恐怕不是壓縮甚至有可能繼續(xù)提升。
　　至于先從二次分配著手改起，在貧富懸殊已成為社會最突出矛盾的情形下，無異于“隔靴搔癢”，難以起到撫平不滿的改革效果。再說，二次分配主要依賴財政資金，而今年中央財政赤字預計安排1.5萬億元創(chuàng)歷史新高，很難讓政府劃撥大量資金用于“直接扶貧”。
　　有鑒于此，收入分配改革大體是一項既急切又見效緩慢的改革。至于全國“兩會”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公布及如何推進，只能到時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