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各省區市都在召開今年地方“兩會”。收入分配改革何時啟動，再次成為地方“兩會”最熱的焦點話題。春節以后將召開全國“兩會”，組建新一屆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接下來全國“兩會”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亦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最棘手的社會難題。
　　每年全國“兩會”前，經濟學家厲以寧總會緊扣當年經濟社會熱點，提出一個相關觀點，今年厲老也不例外。26日，在2013年中國經濟年會上，厲以寧關注的話題正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應以初次分配為重點……”是厲以寧今年的觀點。
　　收入分配改革已喊了整整八年，一直處于民間急與官方“緩”的尷尬現狀。在學界，就收入分配改革從何切題，兩種不同意見的對立日趨“尖銳”。
　　一派認為，初次分配是當仁不讓的改革重點。該派觀點的核心要旨，其實就是長痛不如短痛。從初次分配改起是立足于治本的收入分配改革。
　　另一派則認定，收入分配改革的啟動環節應當置于二次分配率先破題。持“二次優先”的學界人士雖未詳陳理由，但其觀點的理論支撐不失務實，并與整個國家30余年改革所遵循的漸進原則相吻合。其觀點體現了“先易后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筆者主張二者同步改，這是建立于撇除情緒的沖動和思維的天真爛漫后的據實考量。簡單講，就是立足現實與可能，注重改革的可操作性。稍作展開，道理大體如下：
　　主張把初次分配列為突破重點，雖說更能迎合民意的共鳴和掌聲，但為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增加工資和福利，其前提是有錢可加。如果加薪幅度較大，所需資金盤子也更大。可問題在于，政府主推收入分配改革的抓手十分有限。為股份制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內的中下層員工加薪，政府能依法說上話并有權實施監督的，只有制定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一條是硬的，其次是查處無良企業的欠薪行為。除此之外，占中國勞動者大頭的中下層員工能否實現較高幅度和較大力度的加薪，主要取決于員工所在企業和行業的贏利能力及勞動力供求關系。而當前，傳統競爭性行業的投入產出比已跌進歷史低谷，眾多企業本身靠政府減免稅費勉強維持，要想大幅提高員工薪酬并不現實。而理論上利潤率較高的新興產業，眼下已成批結出果實的只占少數，多數尚處于“開花”階段。至于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更多只能起到對物價上行的有限對沖。
　　“限高、穩中、提低”作為收入分配改革指針早已家喻戶曉。可結合上文分析，“穩中”已不易，普遍“提低”難度更大。如此一來，導致分配不公最為民間輿論所痛恨、最讓中低收入者感到不公而期待有明顯改變的無疑是“限高”。可“限高”操作也非易事，不妨拿央企作分析。作者所知，目前百余家央企的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有的還同時是海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薪資由董事會確定是法治原則，就算這類上市公司存在壟斷特性，政府想作“限高”也很難來“硬”，能夠維持收入分配改革前的薪資水平不再過分上漲都實屬不易。就算某些央企不是上市公司，政府所能限的也主要集中在歸國資委考核的管理層之內。由于央企這些年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即使是壟斷性央企，底層崗位大多數員工的工薪并不高，甚至低于行業內平均工資。央企內員工工薪較高的主要集中在固定工這個群體，高到離譜的則是高管們的薪酬。由是，如果真正執行《勞動合同法》遏制勞務派遣工之濫用，實行央企員工同工同崗同酬，央企用工成本恐怕不是壓縮甚至有可能繼續提升。
　　至于先從二次分配著手改起，在貧富懸殊已成為社會最突出矛盾的情形下，無異于“隔靴搔癢”，難以起到撫平不滿的改革效果。再說，二次分配主要依賴財政資金，而今年中央財政赤字預計安排1.5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很難讓政府劃撥大量資金用于“直接扶貧”。
　　有鑒于此，收入分配改革大體是一項既急切又見效緩慢的改革。至于全國“兩會”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公布及如何推進，只能到時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