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的安倍政權把“經濟復蘇”放在了所有政策目標的首位，在當天就職演說的新聞發布會上，安倍所闡述的政治經濟綱領中，也透露出他試圖探索一個“務實、平衡”的國家治理模式。剛剛結束的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也釋放了日本政府這種“新型”治理模式正在開始付諸行動的強烈信號，尤其是日本央行首次承諾將通脹目標提至2%，從2014年起無期限的開放式購買資產，直至目標實現。這里，筆者想重點評價一下安倍推出的這套經濟復蘇戰略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首先，安倍將積極推行超寬松量化的貨幣政策，以配合大型的政府財政支出計劃，從而為日本經濟擺脫通縮的困擾創造有利的內外投資環境。我們可以推測，今后安倍將在以“和”的姿態與中國接近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的同時，還會以“拉”的方式去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從而尋找制衡中國、以適合日本國家利益的那個“度”。因為安倍近來反復強調的就業和生育激勵以及社會保障政策，其著力點都在為了恢復日本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緩和隨之而來的日本“產業空心化”的棘手問題。未來安倍極力推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內旨在保持日本企業資金成本的優勢，對外則為了維護日元貶值的趨勢以確保日本國際競爭力不被歐美國家的貨幣泛濫所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市場將是安倍政權眼中成為日本制造業重新崛起的最佳舞臺。
盡管安倍政權意識到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對美國的利益改善要遠遠大于日本，其在競選首相時曾經多次認為加入TPP是對日本農業發展最大的威脅。當然，當選之后，安倍會從“務實”的角度，重新審視TPP的戰略意義，用這種以美國主導的亞洲經濟的合作新戰略來遏制中國經濟在亞洲區域的領導力。
其次，福島災區重建和新能源戰略重構是日本未來提升國內需求而政府不得不大力投資的地方。今天日本政府深感這兩大方面的滯后在于人手和資金不足。今后，日本會大量吸引在海外的勞工或放寬對在日留學生的就業條件，同時，會進行大量財政補貼，以提升日本國內潛在的消費需求和降低能源成本，通過大眾生活質量改善的內需提高來提升社會大眾對未來生活變得更為美好的信心。顯而易見，這樣做下去日本財政赤字會迅速惡化，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內外投資者都增添了較大的違約風險。為此，日本政府會不斷通過提高海外赴日旅游的便捷性和提高消費稅的配套方式來平衡財政，以解決日本國內當前稅基疲軟的格局。中國能否在今后旺盛的富人海外消費的過程中，推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網絡，是我們尋求平衡消費能力“流失”所需得到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便捷性提高的關鍵所在。否則，中國的消費市場因為我們消費環境的落后而會受到部分的影響。
第三，安倍政權這次施政綱領中特別強調了危機管理。在這次組閣中，他對經濟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設置了不同的管理部門。希望通過細部的差異化政策來找到日本相對有利的對外經濟戰略地位。所以，中日兩國在島嶼紛爭之前所建立起來的民間貿易和投資的相互依賴關系，也完全有可能被今后的危機管理所改變。比如，日本出于國家安全和制衡中國經濟的角度會縮減對中國投資規模，讓企業在日本財政政策的扶持下回歸本土，同時卻會迎合歐美要求開放中國市場的呼聲，從而擴大對中國出口規模。這樣做的好處，是有利于日本國內的就業和稅收。
日本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泛濫的美元與歐元一起，會影響大宗商品價格，擠壓中國制造業的利潤，而日元貶值又會抹殺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所以，中國未來的結構調整也要有國際視野，一方面要提升我國產業的技術含量，同時也要通過貨幣、匯率和產業政策等相互協調的政策手段，來扶持中國產品和企業投資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否則，我們的就業和稅收增長也會被美日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所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