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關鍵轉折期。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很大程度是因為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若能跨過這個障礙，我們就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而不能不高度警覺的是，二戰以來，真正跨過這個障礙的國家少之又少。從國家統計局上周末公布2003年至2012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看，從2003年到2012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在0.47到0.49之間， 2012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4，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處于高位水平，這是我國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對的最尖銳挑戰。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概念，指當一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000美元左右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致使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狀態。這在拉美國家表現得最為典型。早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多數拉美國家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由于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矛盾加劇，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在長達近40年內始終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難以自拔。
　　經過60余年的發展，我國2012年的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近6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一些曾經強力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正在悄然減弱。其一，改革開放之初，解放生產力的政策建議可謂俯拾即是，但隨著這些“靈感”的不斷運用，后面的政策儲備已相對有限，所謂“政策紅利消失”；其二，進出口增速已從兩位數回落到一位數，所謂“世貿紅利消退”；其三，按聯合國的各國人口增長率預測，我國人口中的生產者（25至64歲）與消費者（24歲以下或64歲以上）的比例將在2015年見頂回落，所謂“人口紅利消失”。據此可以判斷，中國下一步很可能是挑戰大于機遇，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的教訓，絕不可等閑視之，非得抓緊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以及消費、投資與進出口的關系，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高度重視科技和創新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但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社會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從國際上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無不都是貧富差距拉得過大的。例如，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左右，2007年阿根廷達到了0.51。而最終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90年代末降至0.31，此后沒有明顯變化。這些事實充分提示我們，需要在收入分配上更注意向普通社會成員傾斜、提高中下層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時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讓全體社會成員充分分享經濟建設的成果，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
　　就目前而言，仍有必要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同時，要抱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態度，繼續在發展進出口、實施“走出去”戰略上加大工作力度。更為重要的是，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擴大消費需求。例如，通過大力發展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增加就業創業機會，提高城鄉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不僅是拉動投資、帶動消費的重要途徑，也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的重要手段。盡管在英文表述中都是“Urbanization”，但“城鎮化”與“盲目城市化”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一些拉美國家就因為只是簡單將農民集中到城市，而水、電、通信、醫療、教育等各項設施與服務卻得不到跟進，結果只能“空間轉移貧困”，至今無法逃脫“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1950年的城市化率為42.6%，2008年達到77.2%，雖然超過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但也制造了占城市人口總數20%左右的“貧民窟”。換句話說，在發展城市集群的同時，我國更應依托縣城和縣域中心鎮，發展一批中小城市，同時把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上，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的矛盾。
　　日本、韓國、新加坡的經驗表明，科技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環節。而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全世界4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28，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金磚國家，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對外科技依存度在50%以上，而美國和日本則在5%以下。為打造國家經濟發展的科技創新增長極，我國必須加快優化科技創新發展環境，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科技創新的財稅、分配和獎勵政策，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加強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