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官邸召開日本經濟再生總部首次會議，研究了緊急經濟刺激政策草案，并將在1月11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敲定。同時，會議決定成立產業競爭力會議，并將由安倍晉三首相擔任主席。
安倍就任新首相后的
“第一把火”就燒向日本經濟，的確命中要害。并且，緊急經濟刺激政策主要圍繞著提高日本產業競爭力而制定，也的確有新意。
回顧日本經濟的近代發展歷程，不能不提及二戰之后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機爆發前期的日本經濟輝煌時期，當時的日本工業年平均生產率高達13．6％，GDP總值從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
石油危機后，日本進入了平穩低速的經濟發展時代，特別是在1993年之后，日本經濟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此后的20多年，日本走上了經濟低迷時代。從近期看，2012年以來，因受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美國經濟增長乏力、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減緩、日元持續高位等因素制約，日本經濟下滑嚴重。2012年12月7日，亞行公布的《亞洲發展展望》修訂版，將2012年日本GDP增長率預測值定為1．7％，較2012年10月的數據下調了0．6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有：東日本大地震重建工作滯后；以比歐美更高價格進口液化天然氣（LNG）也削弱了日本的競爭力；因釣魚島問題與中國對立加劇導致出口減少，拖累日本經濟。
但對于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筆者還是贊同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池田信夫的觀點，即主要是源于代表日本經濟實力的潛在增長率
（經濟長期發展能力）一直處于低下狀態。代表日本核心競爭力的生產力也面臨著中、韓等新興國家的沖擊，進而導致失業率增長。
具體問題出在，一是日本財政赤字過于擴大。2007年，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超過GDP的1．7倍，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中表現最差。根據IMF的預測，到2014年，日本政府債務可能達到2．3倍。二是日元對美元升值，導致通貨緊縮，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商品出口更沒有競爭優勢。三是勞動生產率低下，沒有競爭優勢。近年來，新興國家在制造業更具有競爭優勢，日本制造業在面臨著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的環境下，卻出現了要么決策走失了方向、要么在投資上連連失誤的低級錯誤。四是不平等的薪酬體系難以激發新員工的積極性。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薪酬體系一直是日本企業的特色，如今也面臨著挑戰。更重要的是，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不平等的身份導致同工不同酬，當面臨危機時，最先裁員的是非正式員工。生活不穩定，不停地尋找工作，導致就業市場很不穩定。
出于對經濟停滯風險的擔憂，日本央行曾于2012年9月19日宣布，將資產購買與貸款計劃規模擴大10萬億日元至80萬億日元，增加部分將用于購買國債和貼現國庫券，從而實施了繼2012年4月以來日本央行通過增加資產購買規模再推貨幣寬松政策的措施。只不過，日本經濟是由上述多種原因形成的綜合病癥，在此情況下，單純通過日本央行進一步寬松政策來醫治日本經濟病，不免有些勢單力薄。
重振日本經濟，在刺激政策上的確需要重謀新路。
首先，多種政策組合著力發展經濟。日前，安倍主持召開的日本經濟再生總部首次會議研究的緊急經濟刺激政策草案列舉了重振日本經濟所面臨的三個課題：日本大地震災后重建和加強防災措施；遏制日元升值、擺脫通縮；加強經濟增長力。日本政府正在敲定一項總額最高10萬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刺激計劃，而緊急經濟刺激計劃的基礎是2012財年補充預算，尤其是大量注入日元以推動日元貶值，這無疑會極大提振日本出口，進而推動日本經濟復蘇。
其次，需要加強破壞性創新，尋找新的擴大內需的增長點。日本經濟要想重振并實現穩定增長，還需要重建需求，并尋找新的擴大內需的增長點，堅持走“產業投資立國”的破壞性創新道路，即動用大規模財政來吸引民間投資，在民間投資活動的帶動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還要考慮如何充分發揮財團機制的企業優勢，克服該機制的“組團式衰落”，從而擺脫當下的“日本式困境”。
再次，或將建立加強政府和央行間合作的機制。當前，在日本利率幾乎降無可降的前提下，安倍主張日本央行可無限量購買建設公債，直至達到2％的通脹目標。這實際是債務貨幣化，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促使投資者轉而投資其他資產，從而將資金注入實體經濟當中。為實現此大膽的貨幣寬松政策目標，安倍將不惜干涉日本央行獨立性，要求日本央行與政府簽訂“政策協議”將2013年的通脹目標調高到2％，GDP名義增長率則上浮至3％。若央行不從，他將修改《日本銀行法》，迫使央行同意他的通脹目標，為日本的就業率增長負責。而且，今年4月，白川將結束日本央行行長的任期。安倍會優先考慮熟悉自己想法的人出任下一任央行行長，以確保政府和央行間合作機制的順利運行。
筆者認為，圍繞上述課題所制定出來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或將在解決日本經濟病方面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