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展開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目前,在摩根士丹利跟蹤研究覆蓋的33個央行中,自2011年11月以來已有16家央行采取了寬松措施,10個發達經濟體中有7個寬松,23個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也有9個采取了下調基準利率或存款準備金率的寬松政策。發達國家央行更是在幾個月時間里相繼展開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
兩輪長期再回購操作(LTRO)之后,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總規模達到了3.2萬億歐元,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為2.9萬億美元左右。到2013年底,歐洲央行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飆升至4萬億美元,而2008年后日本央行已經連續推出量化寬松,目前已是第11輪。
事實上,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與財政之間的關系被重新定義了。觀察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為,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央行行為的競相“異化”有可能引發全球匯率戰。
近期,渣打銀行在其2013年展望報告中表示,全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可用“3U”來表示,即運用無限制(unlimited)、短期效果不清楚(unclear)、長期后果未可知(unknown)。發達經濟體的這種貨幣操作,會增加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難度,其追求弱勢貨幣的傾向很容易加劇各國間匯率的競爭性貶值,從而引發“匯率戰爭”。
2010年曾經上演這一幕。為應對美國實施的量化貨幣寬松,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干預巴西雷亞爾走強。到2010年9月,俄羅斯、韓國、中國臺灣、南非、波蘭等國家和地區都已經采取外匯干預措施。美元持續貶值,其他貨幣兌美元顯著升值,促使各國貨幣當局在匯率市場上過度干預,引發了一輪匯率的輪番貶值。
當前,新一輪全球性貨幣貶值有一觸即發之勢,其最大的引發者可能來自于日元。預計2013年美元大多數時間內還會延續2012年的相對強勢,因為美國財政懸崖盡管暫緩“墜崖”但依然“懸而未決”,歐債危機也并未出現根本性轉機,中期內重債國的債務壓力和核心國的衰退壓力難以緩解,這必將持續打壓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導致由避險產生的美元資產需求維持強勢,因此并不會帶來那些“釘住美元”的新興經濟體及亞洲國家貨幣的集體升值,但日元匯率的大幅波動風險需要密切關注,日元走勢可能會在今年出現階段性拐點,即由升入貶。
受日本央行密集大力寬松措施影響,去年12月,日本基礎貨幣增至創紀錄的132萬億日元(約合1.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1.8%,遠超預期的5.3%。而2013年初,為對抗通縮和出口斷崖式下滑,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更是誓言把量化寬松進行到底,并主打“日元貶值”牌,由于日本是亞洲許多國家的中間產品供應國,如果日元大幅貶值很可能引發與之貿易聯系密切國家政府的反彈,導致更多國家對匯率市場的干預。
日本政府主導日元大幅貶值會成為很壞的榜樣。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之下,貶值關系到誰能盡早擺脫危機。其實,單純匯率升值與貶值本身的較量也許沒有那么大的傷害,令人擔憂的是,這背后的政策和利益博弈以及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匯率戰的背后是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單邊主義,特別是在全球總需求長期不足,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降的趨勢下,為了促進就業,就連美歐等消費驅動型經濟體也在尋求向出口驅動型經濟轉變,它們以匯率工具作為平衡經濟的手段而放棄“貨幣錨”責任,這樣,可能會導致全球出現“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局面。
當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但供給卻相對過剩,如果各國重走重商主義道路,將不可避免加劇供需失衡的局面。國家之間調整的實質其實是各國之間對于成本的分攤,一國通過壓低匯率贏得的短期出口優勢很快會被其他國家的類似政策抵消。而在一些國家被證明無力干預匯率的情況下,很可能轉而求助于貿易保護,并引發全球性的貿易戰,這是全球經濟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