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人口總量萎縮將是中國未來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之一。
　　據國家信息中心、社科文獻出版社早些時候共同發布的《經濟信息綠皮書（2013）》，我國勞動人口總量將于2013年達到頂峰，此后會逐步下降。聯合國人口署基于對未來中國勞動人口的變化情況的預測，提供了高端、中端、低端三種結果。按照其中最為悲觀的低端預測，到2100年中國15至64歲人口將比2010年減少73.4%，年均減少1.46%。這樣的萎縮幅度和速度倘若成真，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分析一國人口趨勢，一個基本的框架是“生產函數”，即產出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等生產要素的函數。不同的生產要素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一個生產要素的萎縮可能被另一個生產要素的增長所抵消。針對勞動人口總量萎縮趨勢，雖然存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國際貿易五大替代機制，但畢竟都有所不足。
　　對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而言，物質資本可在相當大程度上替代勞動力，但對于第三產業（中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55%左右），比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公共管理、文體衛生、教育科研等行業，勞動力和物質資本之間的替代關系非常弱。
　　的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勞動人口的萎縮，但面臨三個問題。首先，人力資本總量是勞動力總量和人均人力資本的乘積，勞動力總量萎縮，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以前擁有的人力資本喪失了價值，提高其他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不一定足以抵消勞動力總量萎縮對于人力資本總量的影響。其次，即便人力資本能發揮替代作用，若人力資本增速和以前一樣，經濟增速仍會因勞動力總量萎縮而相比以前下降。只有當人力資本增速超過以前，才有可能完全抵消勞動力總量萎縮的影響，讓經濟增速保持不變。最后，國際經驗表明，人力資本增速與經濟增速之間的關系并不密切，不少國家人力資本增速很快，但經濟增速卻很低。比如從1995年到2010年，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的人均教育年限的年均增速高達3%至4%，可經濟增速只有4%左右。同期，中國人均教育年限的年均增速為1.8%，而經濟增速接近10%。
　　作為一個新興加轉軌的經濟體，我國存在著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間。效率提升可以來自技術引進與制度改革，其中技術引進是個自發的過程，難以調節速度，而制度改革的步驟是由政府掌控的，可通過加速制度變革的方式應對勞動人口的萎縮。問題在于，勞動人口的萎縮將會引發規模經濟效應的消退，直接降低生產率，并且這可能是個非常長期的現象，而制度改革能持續的時間遠沒有那么長。此外，很多制度改革從社會、政治等角度來看是需要的，但不一定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或者經濟增長率，反而可能會有負面影響。
　　我國農業就業人數所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仍在30%以上，遠高于發達國家的3%至5%的平均水平，說明仍有大量低生產率的農業勞動力可供轉移，使得可以有效利用的勞動力數量持續增加。即便農業就業比重降到15%，意味著有一億左右的勞動力可轉到農村的非農部門或城鎮。中國的城鎮化率僅50%，遠低于發達國家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不過，筆者以為，我國農業就業比重可能被高估，因為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在非農忙季節，農民早已開始從事非農活動；隨著進城農民工平均年齡的增大和城鎮房價居高不下，我國城鎮化水平還可能面臨減退的壓力；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水平提升所能持續的時間遠短于勞動人口萎縮。
　　在面臨勞動人口總量萎縮時，可以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甚至可以進口這類產品，通過國際貿易利用國外勞動力。但問題在于，為了維持經濟增長，在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需要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而資本密集型產品往往也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受限于技術障礙，轉型不一定能順利完成，而且過渡時間可能較長。此外，盡管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口將會繼續增長，但他們的制度與市場仍存在問題，勞動年齡人口不一定能轉化為有效的勞動力供給。再加上勞動人口總量萎縮將不僅發生在我國，事實上早已是發生在日本、德國、意大利、韓國、俄羅斯等重要經濟體的現實，所以不一定有足夠的有效的外部勞動力增長來對沖。
　　以上分析表明，如何應對勞動人口總量萎縮的趨勢已是個迫在眉睫的嚴峻問題，到底該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調整人口政策，既需要高瞻遠矚的謀略，又需要順勢應變的智謀。鑒于生育政策具有很長的滯后性，即新出生人口要過15年以上才能轉化為勞動力，因此，留給我們籌謀的時間已經很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