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這是上個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具體要求之一。對證券監管者而言，這既是挑戰，又是責任，唯有改革、創新、突破，才能激活沉悶、缺憾的資本市場。
　　目前的中國資本市場，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量劣質企業在參與各方的“濃妝艷抹”下，蜂擁上市，嚴重透支市場信用，急速惡化股市環境；而上市造就的“裂變效應”，使排隊企業數量迭創新高。另一方面，近幾年來退市公司極為稀少，在本輪退市改革前，累計退市比例僅1.8%，遠低于海外成熟市場。“不死鳥”神話久攻不破，刺激了績差股的炒作，更滋生權利腐敗與尋租空間。
　　一升一落、一陰一陽，方致萬物勃發，生機盎然。此進退之道，資本市場亦然。“進”，即公平、高效、健全的準入機制，讓更多優質企業獲得資源配置，夯實市場基石；“退”，即平穩、順暢、負責的離場安排，為投資者留強汰弱、吐故納新。
　　在證監會近期確定的六大工作中，“進”排在第一位，系重中之重，而“退”則緊隨其后，監管層試圖破局的用意不言而喻。
　　“進”口處，882家擬IPO企業恰逢發審會閉關數月，不少公司財務數據迅速惡化，面臨繼續苦候抑或被迫撤退的窘境，中國資本市場出現歷史上最深的IPO“堰塞湖”。
　　“出”口處，眾所期盼的退市新政實施后，首批18家“僵而待死”的ST公司，最終有16家在“鍘刀”下復活，享受了新老劃斷的制度紅利；部分公司更利用所謂“市情、國情”博弈監管、玩弄股民，擾亂市場對于改革的信心。監管部門則在貫徹改革目標、維護法制尊嚴與保障投資者利益之間直面考驗。
　　痼疾未除，改革不止。
　　IPO堰塞湖的形成雖有外在原因，但更多的是累積多年的疾患開始侵蝕股市肌體，自身的修復功能已經缺失，體外的簡單治療也無能為力，唯有徹底的變革才能煥發生機。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絲毫不掩飾IPO存在的問題，“嚴打虛假披露、惡意造假、欺詐上市等嚴重侵害投資者的違規行為”的表態，傳遞出監管層對新股業績失真的高度重視。
　　近半年來，證監會先后對珈偉股份、百隆東方、南大光電、科恒股份保薦人進行了處罰，起因都是股票上市后業績馬上大幅變臉，嚴重背離市場預期。但這僅是當前股市畸形生態里的一朵小浪花，還有更多的企業未被追責，相關當事人依然逍遙于監管之外。
　　上市前，業績30％、50％的復合增長比比皆是，超過100％的增長也不罕見，但上市后，能夠延續這一比例的可謂鳳毛麟角。落差緣何如此之大？透支未來業績、操縱關聯收入，甚至赤裸裸地造假，是其背后的元兇，而經營環境的變化和行業景氣度的起伏更讓企業雪上加霜。
　　上海一家在創業板排隊的企業董事長，面對記者愁眉難展，“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們2011年就報了材料，但一直沒上發審會。2012年營收下降30%，凈利減少50%，現在特別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該撤材料，等盈利好轉了再申報？還是撤材料直接轉報中小板？”
　　在悲觀之余，他還猶豫是否走點“偏鋒”，“已經有好多人，包括投行、政府、PE的朋友，建議我把利潤再做一下，反正大家都這樣。我花了那么多錢，或明或暗，不能因為IPO說停就停，而把企業拖死。”
　　這并非個案，只是縮影。
　　2012年，嚴峻的經濟形勢限制了IPO企業的盈利增長，尤其是光伏、機械制造、化工等行業，幾乎全行業負增長。同時，發審會半年未開張，擬上市企業茫然失措。
　　截至2013年1月4日，共882家IPO公司等待發行。其中，已過會的90家，初審218家，落實反饋意見的487家，中止審查23家。
　　面對如此多的后備企業，不大刀闊斧已不可能消化，首要的就是揪出“李鬼”，淘汰一批妄圖坑人的騙子，并加以重罰。監管層已開始行動，將組織力量，對申請上市的企業進行財務報告的專項核查，對業績造假、隱瞞重大信息的企業及未勤勉盡職的中介機構加大打擊力度。
　　這只是嚴守進口一個環節，還應有更多的配套改革來優化。
　　強制引入盈利預測就是一個共同的呼聲。以往的IPO，為逃避監管約束，主動預測業績的微乎其微，比例不足3％，進而導致發行辦法有關追責的條款形同虛設。
　　盈利預測不是要求企業一定要保證未來業績能夠有多少增長，而是告知投資者相對真實的經營判斷。只有明確預期，才能對發行價格和二級市場定價進行有效指導。
　　事實上，這與“落實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監管理念”一脈相承，與姚剛去年12月16日在鳳凰財經峰會上“公司業績可以有好有壞，但信息披露必須真實”的表述也不謀而合。
　　當然，對于嚴重偏離盈利預測的，必須果斷追責，否則會放縱企業夸大其辭、盲目樂觀。一個可行的思路是，上市前的所有股東對實際盈利不足盈利預測80％的部分以現金方式補償，明確以所持股份作為擔保，不履行承諾的限制解禁。預測期為未來兩年，包括上市當年。
　　如此，嚴謹、客觀、準確的盈利預測才能展現出來，推動新股定價向價值回歸，擠壓估值泡沫，凈化二級市場。
　　同時，發行過程中輔以其他金融工具，如按照發行量的一定比例，配送認沽權利，投資者可以在上市一年后行權，同時要求控股股東對認沽權承擔連帶責任。這樣，發行人因為增加或有負債，對IPO的發行定價將更為理性。
　　再次，加速培育多層次資本市場，包括新三板、全國性場外市場、與區域性場外市場，對在審企業進行疏導分流。
　　一個重要的政策節點，是代表場外市場建設與監管的綱領性文件《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執行。而各地區域性場外市場建設更熱情如火，如山東、上海、廣東、深圳、天津、浙江、江蘇、新疆等地按“一省一家”的原則，區域性市場有望超過31家。
　　必須認識到，發行體制之現狀，是利益規模空前膨脹、利益結構盤根錯節、利益關系紛繁復雜的綜合體現。今日發行體制之改革，已臨革故鼎新的關鍵時刻。
　　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改革進程，朝何方向邁步不乏爭議，硬骨頭、硬茬子為數不少，險灘暗礁無法預料，思想觀念有新障礙，利益固化有新藩籬。恰如舟至中流，不進則退。
　　這就尤為考驗監管部門的政治勇氣與智慧，敢否進一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同時又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完善符合資本市場發展現狀和未來需求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做到統籌兼顧、有效推進。
　　方針是什么？進一步深化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研究完善相關規則，改善發行條件，細化信息披露要求，將審核的重點轉移到對信息披露質量、風險提示的充分性上來。
　　同時，改革必須咨諏善道、察納雅言，凝聚各項與改革協同推進的正能量，包括專家學者、媒體輿論、機構投資者、散戶股東等市場全部參與主體的智慧與意見。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郭鋒明確提出,改革應從市場化根源入手，因為一個行政審批權非常強大的市場是無法建立市場誠信的。
　　怎么改革市場化根源？那就要改革發行審核制度，放松市場準入監管。而保薦人制度也是發行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保薦人持股、關聯方保薦、保薦人造假，是當前保薦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現行保薦制度中，保薦人面臨嚴重的利益沖突，保薦人只有將發行人推薦上市方能實現利益最大化，難以保證其獨立性。
　　故此，今日之改革者，應從壯士斷腕、扭轉乾坤的戰略家身上汲取力量，敢下決心打硬仗，敢沖破思想觀念窠臼，敢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用行動來涉急流、渡險灘，用實干來開新局、謀新篇。這是投資者的普遍期盼，是資本市場“中國夢”的實現基礎。
　　如何改革？改革后怎樣確保貫徹實施？最后一問的答案是法治。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更是法治經濟。而資本市場欲實現合理配置資源的核心功能，本質上是通過市場交易關系來實現的。交易關系欲穩固，必依賴誠信原則；誠信原則欲貫徹，必信仰法治精神。
　　資本市場的改革亦然。諸項發行體制與退市安排的新政策、新方針，欲深化貫徹、長久落實，更需法治精神。
　　在今日發行體制改革中，欺詐發行、違規披露、侵害投資者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執法不嚴、懲戒不夠、違法成本過低的問題相當突出。
　　究其緣由，既有少數人貪贓枉法、圖謀不軌之故，也有許多人不懂法、不知罪與非罪之故；既有法律條文薄弱，責任規定過輕之故，也有為照顧行業發展，執法裁量失之偏寬之故；既有傳統社會人情世故文化影響之故，也有不愿意費力、怕受到打擊報復之故；既有監管資源緊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故，也有體制機制不順，多方掣肘、執法效率低下之故。
　　 更多亂象、更大挑戰，還集中在新退市制度的施行。
　　自2001年4月PT水仙被終止上市起，截至本輪退市制度改革前，滬深兩市迄今共有退市公司75家。其中，績差公司因連續虧損而退市的有49家，其余公司的退市則因為被吸收合并掉了。退市比例占整個A股掛牌家數的1.8%，而美國納斯達克每年大約8%的公司退市，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退市率為6%。
　　依此數據，中國資本市場兩千余家上市公司豈非盡數英杰？事實謬以千里。退市政策之失效，表面是制度建設的落后與缺陷，實質是各方利益主體長期博弈、漠視法治、以權壓法的結果。尤其牽涉“上市資格”取消，由于利益調整幅度太大，成為改革的深水區、執法的攻堅地。
　　2012年，監管部門以高瞻之視野、強勁之魄力推出完善退市制度的系列改革。然而，仍有部分觸發退市風險的上市公司不愿束手待斃，轉而與監管部門博弈，玩弄市場預期。
　　改革雖任重道遠，然法治精神的建立與恢復更關乎市場根基。推進資本市場深水區的改革攻堅戰，不妨自此“進”、“出”二者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