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鄭州房妹事件再度升級，擁有11套住房的房妹還有兩個身份證，且其一家四口都擁有兩個身份證和多套住房，合計29套房，而其母則被指控倒賣308套經適房。事態的升級演繹令人驚嘆唏噓。
　　該事件透射出了目前保障房等公共服務面臨著程序非正義等突出問題，即公共服務體系的程序不透明、權力存在過大自由裁量空間，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民眾難以窺視的隱秘空間，加劇了公共服務的供需失配沖擊。
　　以社會保障房為例，自2010年中國加強開發力度以來，目前城鎮保障房出現了空置與住房困難群體并存局面。這一則是現行社會保障房實為戶籍身份福利，使缺乏住房的大量外來人口無緣保障房；一則保障房分配的程序不透明，權力尋租頻發，使大量不符合條件者獲得一套或多套保障房，而符合條件的居民則陷入嗷嗷待哺的無盡等待期。不僅如此，由于保障房與商品房存在明顯的價差套利空間，近年來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倒賣保障房的套利現象。
　　可見，如何在公共服務體系中構建一套激勵相容的說真話機制，是護航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務實之舉。而這首先需規范公權力的行權邊界，實行依法行權，以推進和完善公權履責的程序正義。這需構建權力分離的制衡機制，如房管局負責保障房的規劃和運營監督，而分配則交給民政和財政等部門，以權力分拆制衡增加權力尋租的溝通成本，進而構建促使官員把說真話作為選擇偏好的激勵相容機制；也需要強化行政的程序透明和信息公開，如在權力活動中引入危害分析與關鍵點控制（HACCP）模板，使最容易出現權力失控的盲點通過HACCP而強化程序透明，降低公權行政的隱秘性，提高權力尋租的捕獲率。
　　其次，探尋分工社會化的公共服務運營體系，即對完全可通過向社會組織和企業購買的公共服務，政府可實行市場化外包，以借助市場外包推動公共服務的程序正義和信息透明，同時政府可把行政資源布控于政策制定，過程監管，及對社會組織和企業的資格審定等上。當前中國的公共服務普遍采取政府一肩挑的統籌模式，這既為權力尋租提供較大自由裁量空間，而且權力貫徹于公共服務始終，使權力間的監督成本過高，制衡耗損值過大，導致越強化權力監管制衡，行政機構就愈發臃腫，行政費用愈高，甚至使權力制衡蛻變成權權交易等。
　　適度把公共服務的運營管理等服務外包給社會組織和商業企業，公共服務的分配運營將不再是權力對稀缺資源的分配，而變成了一種在特定群體內的社會服務交易。由于社會組織和企業是否有資格承接政府外包服務，取決于其在公共服務分配中的效率，及公共服務接受者與政府的雙重評價，進而使這些社會組織和企業更傾向于提高其專業化水平和分配的合理公平性。
　　即社會組織等可有效對質的第三方獨立身份，有助于增加人們對公權的信任，顯著促進公共服務的程序正義，并可使政府把有限的行政資源集中于監督公共服務執行過程，緩解行政機構的自我膨脹和行政成本過高等問題。畢竟，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的監督，相比對公權的監督更具便利性和有效性。如發達國家行政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顯著低于中國，恰源自這些國家的諸多公共服務，實現了分工社會化和運作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