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降低流通費用的10項政策措施，以落實7月11日通過的《國務院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當前中國流通等交易總費用較高，高壟斷租金、高行政成本和稅負，是流通成本較高的直接誘因。可見，國務院要求降低農產品生產流通水電價、規范和降低農產品市場收費、嚴格執行農產品綠色通道政策、開展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以及加強對公用事業延伸服務的收費監管等，無疑將降低流通領域的稅費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以保障元旦、春節假期物價的相對穩定。
　　在流通行業進行稅費整頓的確能降低流通成本，維穩兩節期間的物價，但每年節假日前的清理整頓，也應該逐步轉變為一種持續性的制度安排。同時，通過降低水電價和各種市場收費等手段降低流通費用，客觀上存在誰來埋單的困擾。向流通領域提供的水電價低于市場均衡價，其價差不會自動消失，總需有人埋單，其差價不論是被售電部門承擔，還是以相關企業利潤收窄或虧損為代價，最終都需政府以財政補貼形式埋單。顯然，無論何種方式平抑降價降費下的差價缺口，最終將只是支付形式和支付主體的變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免費午餐。
　　消費既是經濟增長的起點又是歸宿，而流通是連接制造與消費的動脈，經濟失衡增長、貨幣超發信用創造過快，最終都將通過以抬高交易成本，進而以結構性通脹方式加以釋放。高流通成本且久治不愈，恰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持續超發的基礎貨幣等必然附帶支付轉移結果。以公路為例，全球82%的收費公路在中國，公路車輛通行費超過人均GDP的2%居全球之冠，貸款公路建設擴張下公路建養資金年均缺口達2380億元等，要么抬高流通成本，要么導致資本品孳息低效甚至不良化率上升。
　　顯然，如此快速的交運網絡建設，盡管推高了GDP增長數字，但無疑也使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步入高速通道，即這些通過信用貨幣創造推動的高速公路等，再配置以較高的運營和護養成本等，最終將以高企的流通成本，不可避免推高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壓低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使中國面臨著資本和儲蓄耗損困惑。
　　鑒于此，也需要改變投資主導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結束過度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當前國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與流通領域的非市場性淤障較為突出有關，通過行政手段清除這些淤障有其必要性，但根本上緩解流通成本高企，還需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走出倚重貨幣超發、信用創造的投資拉動模式，以使資本品投資增長與經濟可承載能力相協調，避免規劃式超前投資抬高經濟運行成本，耗損經濟潛在增長率。消費本身孕育著投資動能，倚重消費要優于單純為GDP增長而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