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幾大門戶網站都用了“中紀委已著手起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建議稿”這個標題，來轉載新聞。而通讀新聞不難發現，中紀委的這番表態其實是在今年7月——實際上，24日《檢察日報》刊發的這則新聞討論的是“公務員該不該有財產隱私”的問題。簡單分析不難發現，之所以出現這樣善意的“標題黨”烏龍，只因公眾對官員財產公示頂層設計期盼的熱切。
　　從報道可知，中紀委在今年7月答復韓德云相關建議時，就提出“結合我國實際，對申報制度進行研究論證，著手起草建議稿，并加快了起草進程”，這一舊聞依舊成為公眾關注的興奮點，佐證了公眾的殷切期盼所在。
　　事實上，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便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1年，中紀委、中組部頒布《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范疇。也就是說，在“創造條件”層面，自上而下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而檢視之下不難發現，不管是一直以來推行的內部報告，還是這些年來地方試行的內部公開，因為在公務員應否有“財產隱私”等問題上尚存爭議，官員財產公示頂層設計很多年來都推進遲緩。也正因為此，一些有志于此的地方試點，要么因為現實原因不了了之，要么只是個案和孤本難以復制。
　　比如在廣東，因為試點沒有法律、法規或者全國性的規范可以遵照執行，所以地方試點存在不確定性。諸如珠海橫琴新區試行的不再單設紀檢、監察、檢察、審計等部門，成立集四大職能于一身的廉政辦公室的做法，能否被推而廣之，還不得而知。對廣東省是如此，對其他地方而言，亦是這樣。所以，中紀委等職能部門，在“繼續關注國內部分地方實行申報的經驗做法”、肯定一些地方自下而上探索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在“配合全國人大有關部門及早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列入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上，更多積極作為。比如當務之急，應盡快確立財產申報法出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讓公眾持續已久的期盼能夠有準確的理想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