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被確定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后，該推進怎樣的城鎮化，如何避免前些年城市化進程中的一些弊端，各方提出了不少意見。從各國發展進程看，城鎮化，除了城市基礎設施、生活資料供應、城市生態維護等各項系統性工程建設，更重要的是創造就業機會。如果沒有適合農業轉移人口就業增長的城鎮化，將會大量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明年經濟工作時，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
　　可以說，三十年間中國制造業大國地位的崛起進程，正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過程。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教授有精辟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而城市百業待興，勞動力緊缺。以沿海一帶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辦企業開始興起，吸收了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東部沿海工業發展加速，進一步吸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
　　需要注意的是，農民進城打工，并不意味著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雖然很多農民工支撐了城市工業、低端服務業的大量廉價勞動力需求，卻很難被城市真正接納為市民。除戶籍和住房的限制外，主要原因還在于城里沒有形成與農民工特點相適應的相對穩定就業機會和就業保障制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東部沿海地區大量工廠停業，直接造成大量農民工回鄉，務農仍是農民工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與城鎮化相適應的穩定就業機會，即使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留在城市，也可能會因為失業而形成城市中的“貧民窟”。這顯然與城鎮化發展的終極目的相違背。
　　長期以來，我國土地城鎮化要快于人口城鎮化。2000年至2010年期間，我國城市建設用地擴張了83%，但同期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人口增長45%。土地城鎮化雖然也會創造部分農民工就業機會，但缺乏可持續性。大規模的造城運動，不僅透支當前財政收入，而且也可能會造成資源閑置和巨大浪費。截至今年11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3.36億平方米，大約占用2萬億元資金。過去，全國各地曾大興開發區建設，但相應產業未能實現順利發展，以至不少地、市的開發區撂荒，造成巨大的資金和資源浪費。
　　雖然調查表明，“農民工”群體整體失業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鎮戶籍勞動者的失業率。但應該看到，隨著我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農民工就業將面臨巨大挑戰。按照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一國城市工業發展必然會帶來劉易斯拐點，這意味著勞動力成本將會明顯上升。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景氣月報提供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平均工資同比增長12%，高出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1.8個百分點。目前，東南亞等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較為明顯，在國際分工和制造業產業轉移帶動下，我國傳統低附加值制造業將面臨較大力度調整的現實壓力。今年11月，我國出口市場再陷疲軟，當月出口增幅較上月大幅下降8.7個百分點。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隨著我國出口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東部地區傳統制造業優勝劣汰過程將會加快，這勢必也對農民工就業市場形成較強的沖擊。
　　因此，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是推動城鎮化的核心，在今天是難度最高的挑戰。
　　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意味著要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事關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穩定且持續。隨著城市生活節奏加快，生活性服務需求質量和標準也將逐步提高，這將催生穩定增長的農民工就業機會。還意味著要建設農民工買得起或承擔得起的保障性住房。現在很多農民工寄居在工地、餐館，租住在城市平房和城鄉結合部。要真正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理應尊重他們的居住權，在符合一定條件時，給予他們與普通市民購買、租住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同等權利。農民工向市民身份轉化，意味著放棄了農民的身份，加入了城市社保體系。農民工向市民身份轉變后，如果允許農民工繼續保留農村土地，必然存在對已城市化農民工的雙重保障，就會帶來顯失公平問題。
　　無疑，推進城鎮化進程，創造穩定就業機會，不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動，通過制度變革，在農民工去城市就業的現狀基礎上，加強基本社會保障，提高身份認同；更需要經濟體本身強大的內在動力驅使，大量創造穩定就業的機會，真正促使農民工向市民的有序轉變。因此，在中國如此龐大人口規模基礎上推進城鎮化進程，更需要改革創新的大無畏勇氣和謹慎態度。